聆听生命诉求关注生存状态(2)

人气指数:点发布时间:2014-03-13 14:44 来源：http://www.zgqkk.com 作者：闫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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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归根结底，严歌苓毕竟与张氏在生活年代与境遇上有所不同，尽管张爱玲本身是一个自力更生的女性，但她生活的年代中大多数女性是依附于男权社会而生存的，在日常琐屑平庸的生活中消磨生命活力，她的目的是揭示女性之所以沦为女奴，不仅仅在于社会的压制、男性的控制，更多可能就来自女性或者说人性自身的软弱，尤其是人性在物质世界面前的不堪一击。而严歌苓经历了国内严酷荒诞的政治气候，又有冷漠孤独的海外留学生存境遇，因此，她笔下的女性的遭遇由于被安置在波诡莫测的政治意识形态中，因而就来得更直接、鲜明、更令人触目惊心。而种种悲剧制造者既有物质性（这多体现在她的海外作品，如《也是亚当，也是夏娃》等），但更多的是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下的人性的异化。如果说，张爱玲用《花凋》表达了父权话语下女性囚笼中的挣扎，用《金锁记》书写了女性在物欲中的沉沦，那么严歌苓早期大量书写女兵系列以及文工团生活的小说，就是一曲曲在政治阴谋摧残下的凭吊女性的挽歌，这些早期作品明显带有严歌苓自身的影子。这些女孩子早早加入了所谓的革命大熔炉里，她们单纯善良、多才多艺、满腔热忱，有狂热的政治理想，渴望在新时代、新社会锻造自己，磨练自己。但最终，冠冕堂皇下掩藏的总是罪恶，虚假崇高的背后是肮脏与毁灭，一个个花样的少女还没有正常地绽放就凋谢了。“这份荒诞的庄严扼杀了全部女孩，把她们年轻的肉体和灵魂作为牺牲，捧上了理想的祭坛。因此这份庄严而荒诞的理想便最终被认清为罪恶。”？輥？輰？訛

　　张氏的气质是悲郁沉静的，她重在写普通人的渺小与无奈，她采取相对静态冷静的客观叙述，对人性神圣的一面进行解构。而严歌苓尽管是成长于大陆的政治话语霸权下，但精神气质上有反叛抗争的因子，她满腔热情、蓬勃如火、爱憎分明，她特别善于写善良纯真的人性如何在狂热扭曲的政治话语高压中被扼杀、被毁灭，所以她们的悲剧可能更令人叹惋，她对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揭示更直接、更警醒。

　　三、两性关系的不同

　　张爱玲骨子里的荒凉感使她对爱情决然不相信，笔下也几乎没有爱情发生的可能，她更愿意描写在以婚姻为保障前提下的女性的心机，所以，白流苏会时进时退，曹七巧会泼辣算计，霓喜更直接将嫁人当做一个个跳板以求得安稳，大都缺乏两性相吸的激情，即使如《半生缘》、《不了情》中有短暂的爱情出现，也抵不过惨淡现实的摧残，所以她笔下的女性多为“情欲物欲的女奴”、“荒原上的女体”、“受禁的少女”，与男性抗衡的女性，以受虐变形扭曲的方式承受着生活的重压。而她对男性的批判与解构则更是不遗余力，他们大多为去势的、无能的遗老遗少，或是身体残疾、或是心理猥琐，是作为张氏对人性恶的另一面解读。同时，也由于自身的遭遇，对女性身上所应具有的母性，张爱玲也毫不留情地进行了解构，她认为“母爱这一大题目，像一切大题目一样，上面做了太多的滥调的文章”？輥？輱？訛，所以她笔下很少有正面的母性形象描写，母女关系也是非正常的。

　　严歌苓与张氏的不同在于，她写出了正常的两性关系，尤其是以泼辣的旺盛的情欲为维系基础的两性关系，灌注了她对于完美人性的希望和理想。她认为“女人的善良是对男人们在争夺中毁坏的世界的弥补”？輥？輲？訛，善良、宽容、温顺、谦卑、坚忍等一系列最完美的品格，严歌苓将这种美德命名为“母性”或“雌性”。母性或雌性是人性的一个侧面，也是透视人性的一个极佳视角。严歌苓曾对“雌性”做过这样的解释：“它包含女性的社会学层次的意义，但更含有的是生物学，生态学，以及人类学的意义，把女性写成雌性，这个容纳是大得多，也本质得多了”？輥？輳？訛，毫不掩饰地道出了对这个概念的偏爱。她理想中的女性大都不是现实社会中所谓的“精明人”，而都是有点“痴痴的”，混沌质朴，但她们都无一例外具有那种平实、真切、善良、宽容的品格，是拯救男性的受难圣母形象。比如扶桑作为弱者的姿态“跪着宽容世界”。作家认为“在跪作为一个纯生物姿态形成概念之前，在它有一切卑屈、恭顺的奴性意味之前，它有着与其所平等的、有着自由的属性”？輥？輴？訛；比如少女小渔“人不高不大，却长了高大女人的胸和臀，有点丰硕得沉甸甸了”？輥？輵？訛，这种外在形象气质恰如奥涅尔笔下的地母形象，她们都卑微地、顽强地以母性的宽容、顺从、善良、高贵来抵制与应付种种恶劣的环境。

　　《小姨多鹤》中尽管小环与多鹤关系微妙，身份特殊，但在吵吵闹闹中两人互相扶持、互相包容，共同维持和守护着一个家，守护着孩子，她们的善良、宽容超越了国界、超越了民族，书写了人性的闪光点。《第九个寡妇》中王葡萄更是严歌苓笔下女性母爱的化身。陈思和曾这样说：王葡萄是“中国民间的地母之神，她的大慈大悲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永远是人性的庇护神”，“她（地母）的大慈大悲的仁爱与包容一切的宽厚，永远是人性的庇护神。地母是弱者，承受着任何外力的侵犯，但她因为慈悲与宽厚，才成为天地间的真正强者，她默默地承受一切，却保护和孕育了鲜活的生命源头……”？輥？輶？訛

　　王葡萄的“浑然不分”表现为“她的爱心超越了人世间一切利害之争，称得上真正的仁爱，正如大地沃土，无论如何遭受世上万物的蹂躏践踏，它总是会无比坚强地滋生出真正的营养，来哺育万物生命的成长。”？輥？輷？訛她不管在什么样的动荡气氛中，都本着最纯真最善良的内心救助着每一个人，她的爱与不爱都源于自身的情欲，而朱梅、孙少勇、冬喜、春喜、老朴等都为她的女性气息所迷醉。在她身上，女性以自在自为的生命本真状态解构了历史，凸显了生命的本真，完成了对传统道德的坚守与超越。

　　同时，严歌苓笔下的男性形象也丰富细致。一类是如欧阳萸、徐北方、里昂等具有艺术气质的男性，他们生活能力较弱，但才华横溢，他们就像艺术品，精巧纤弱，但极具诱惑性，是女性崇拜欣赏、舍身爱护的对象；一类如孙怀清、都汉、叔叔等，坚韧刚强，阳光开朗，有极强的生活能力，他们是女性的引领者或是守护者。还有一类如安德烈、亚当、周先生等一系列的西方（或西化的华裔）男士，他们在西方话语的霸权下对中国女性采取或怜悯或轻视或排斥或抵御的方式，展示了中西文化的强烈冲突。

　　严歌苓从男女性别差异出发，倡导以“自然意识”与流行一时的“社会意识”相对抗，强调女人的生物性特征，如情欲、生殖、母性等，以此来反衬虚幻的“革命名义”与虚幻的“男女平等”的名义的荒诞。但有关女性无私神圣的赞歌，最终也抵不过社会政治意识的压制。所以同样是写悲剧，张氏是彻头彻尾的、冷到骨子里的荒凉，而严歌苓笔下的女性则像是经历了一场狂暴的烈火，激情燃烧殆尽，直至毁灭。

　　除了男性与女性的关系以外，两位作家都涉及了另外一些特殊的两性关系：即父亲与女儿、母亲与儿子，不过，张爱玲只在《心经》与《金锁记》中有所表现，而严歌苓则在比较多的作品如《雌性的草地》、《人寰》、《花儿与少年》、《红罗裙》等中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描写与揭示，充分体现了政治意识、父权制、西方霸权话语以及生存困境下的特殊复杂的两性关系，同时，还有诸多如《白蛇》、《阿曼达》、《人寰》、《橙血》等大胆涉猎同性恋题材的作品，探讨了曲折环境下人性与道德伦理的冲突。

　　在具体描写人物形象和两性关系的细节上，张氏的写作像是中式背景下的传统戏剧，从全知全能的角度，多运用眼神、手势、情调的暗示，通过象征和潜意识的手法、意象的构筑来表现，作家的机锋伶俐冷静地藏在作品深处，作品缓弓慢调、古典韵味十足。而严歌苓受西方叙事学的影响，具有浓烈的学院派风格，通过字正腔圆的直白表露与大段的心理描写来展示故事情节。同时，她还经常采用多重叙述的结构，多重人称的交织运用，大胆采用元叙事的手法，并直接参与到作品的叙述中，爱憎好恶溢于言表，情绪波动起伏，画面色彩斑斓，令人应接不暇，仿佛上演了一出出精彩的西洋话剧、歌舞剧。

　　张爱玲曾经在散文集《流言》中盛赞“蹦蹦戏”中的女旦，说她们即使是地老天荒也能夷然地活下去，她还特别欣赏日本木刻画中具有永恒生命力的坚实的地母，她曾在《谈女人》中说过：“如果有这么一天我获得了信仰，大约信的就是奥涅尔的《大神勃朗》一剧中的蒂姆娘娘，……一个强壮，安静，肉感，黄头发的女人。她的大眼睛像做梦一般反映出深沉的天性的骚动。……像一条神圣的牛，忘却了时间，有它自身的永生的目的”？輦？輮？訛。但由于自身童年生活的阴影，理想的女性形象在其小说中总是缺席的，但如今严歌苓笔下的女性（或说是雌性）形象填补了这一缺憾，她顽强、慈悲、宽厚、淳朴，构成了严歌苓作品的基调。不过，张爱玲在走出国门后的创作依然沉溺于对旧式家庭中女性形象的书写，或是着力于对旧作的整理，在题材的挖掘上略显局限，而严歌苓在流散海外时恰恰利用了中西文化夹缝中特殊的身份，无论是以疏离的姿态写大陆的政治霸权生活，还是写西方视野下的种种心灵文化的冲突，都来得得心应手，这使她的小说创作一次次达到了高峰，并屡次获奖，近几年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之多，且其中不乏大家手笔。

　　罗素认为：“有大型的历史学，也有小型的历史学，两者各有其价值。它们的价值不同，大型的历史学帮助我们理解世界是怎样发展成现在的样子的；小型的历史学则使我们认识有趣的男人们和女人们，推进我们有关人性的知识”。

　　张爱玲与严歌苓都是女性文学的杰出代表，对于历史的书写无疑是属于后者的，她们并不热衷于宏大的历史叙事，在写作中自觉抵制政治意识和官方影响，笔触直达人性，昭示了女性在自我解放、自我发展中的困境与出路。不过，与张氏执着于女性在家庭家族、恋爱婚姻中的命运不同，严歌苓更善于从个人的微观视角出发，以个人的沉浮折射出历史的巨大变迁。女性身份成为严歌苓切入历史的叙述视点，这种独特的性别立场既是对个人化写作立场的坚持，同时又消解颠覆了权威话语和主流的历史叙事模式，在文学史上具有深刻的意义，为女性文学得以延续与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①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1页。

　　②陈思和：《第九个寡妇·跋语》，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第396页。

　　③⑥舒欣：《严歌苓——从舞蹈演员到旅美作家》，载2002年6月《南方日报》。

　　④严歌苓：《写稿佬手记·波西米亚楼》，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⑤严歌苓：《小说源于我创伤性的记忆》，载2006年2月《新京报》。

　　⑦张爱玲：《自己的文章·张爱玲文集》，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177页。

　　⑧庄园：《女作家严歌苓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60-261页。

　　⑨严歌苓：《扶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111页。

　　⑩严歌苓：《波希米亚楼》，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年版，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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