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基德在《蜜蜂的秘密生活》中塑造了全新的女性形象，体现了女性主义思想。本文从五个方面解读这部小说：“矮化”甚至丑化男性；不做“家庭中的天使”，逃离父权家庭；建立女性中心社区，重视姐妹情谊；创建女性自己的宗教仪式；走向女性自我的“女性谱系”。

　　关键词：女性主义；姐妹情谊；女性谱系

　　美国当代著名经典与畅销女作家苏？蒙克？基德以女性心灵觉醒为主要题材，创作了多部女性小说，细致入微地阐释了现代女性意识的觉醒：从痛苦中破茧而出，实现真正的内心独立和自由。这种意识尊重普通女性，以最积极的方式改良女人的婚姻、职业和宗教信仰，体现了她对女性主义的深入思考。在小说中，基德描述了女主人公摆脱对男性在精神和物质上的依附，冲破当时社会对女性的种种束缚，勇于追求自己的事业和自身幸福，并最终获得精神上的自由和真正的幸福。在对人物的刻画中，体现了女性主义主题。

　　一、“矮化”甚至丑化男性

　　女性对男性的依附，衬托了男性的强大；新时期女性主体意识的逐步觉醒和自身的日益独立，使其清醒地看到这些男性在父权制保护伞下的强悍又懦弱的人格。正如伍尔夫《一间自己的屋子》里的“镜子”理论：“多少世纪以来，妇女都是作为一面镜子，映照出两倍大小的男人形象，具有神奇和美妙的作用……如果（妇女）开始讲真话，镜子里的形象就缩小；那么，男性的合理性就成问题……”[1]苏在《蜜蜂的秘密生活》中塑造了莉莉这个叛女的形象， 对传统的男权中心进行了颠覆。小说尽情地刻画了男人的粗俗和残暴， 并将其从中心地位拉了下来， 以女性取而代之，表现了强烈的女权意识和反叛意识。小说对男性进行了无情的丑化。罗萨琳称自己的丈夫“是个蠢得伤心的白痴”。结婚三年后，她丈夫因为酗酒被她赶出了家门。“你要是把他的脑子装进鸟的脑壳里的话，那鸟准会倒着飞。”[2]14她常常带着嘲弄的语气评价她的丈夫。

　　小说中父亲狄瑞性格暴躁， 对莉莉凶残，不慈爱。他对失去母亲的女儿漠不关心，不关心她的日常生活，是个不称职的父亲。他粗俗，没品位。他农场的入口处竖着的巨桃模型，看上去像一个大屁股。罗萨琳说那是狄瑞辱没世人的方式。他觉得读书会使人萌发上大学的念头，而他认为女孩子上大学是浪费钱，哪怕是在口头能力测试中拿到最高分的人也不例外。他粗暴虐待女儿，不问清真相就罚女儿跪粗砂石，并大声说：“只要你生活在我的屋檐下，你就得听我的吩咐！”“那么，我就另找一个屋檐。”莉莉在心里说。[2]28认清了狄瑞父权制暴君本质后，莉莉做出了彻底的反叛， 她离家出走，并在给狄瑞的信中对“Daddy”一词做了这样的阐释：D（卑鄙的）A（愤怒的）D（失败的父亲， 无用的父亲）D（失望）Y（ 我脖子上的枷锁）。[2]179狄瑞在莉莉眼中是一个卑鄙、愤怒、无用的父亲，令人失望，是她颈上的枷锁。莉莉对“爸爸”的重新阐释是对父权统治的公开控诉，它彻底颠覆了传统教育对“爸爸”的理解。

　　女性的自立和主体意识，使得她们逐渐摆脱了原有的附属地位，看到镜子里面真实的男性形象。对男性的平视甚至俯视，使得女性作家笔下苍白、平庸、软弱、丑陋的男性变得越来越多，完全颠覆了夏娃是用亚当身上一根多余的肋骨做成的宗教神话；男性成了女性的参照物，推翻了传统女性第二性的他者地位。在此，女作家通过侧面展现矮化了的男性形象，对男权家庭中的男性进行了无情的嘲讽，从内部打破了传统男权家庭的神话。

　　二、不做“家庭中的天使”，逃离父权家庭

　　女性自我意识首先表现在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妇女的主体意识上。这就要求女性必须要修正男性传统赋予女性的形象、气质，寻求女性真实的自我，挣脱“男性价值”的束缚。

　　在当时的美国社会，妇女的角色是妻子、丈夫的帮助者和母亲，这些都要求他们为了别人牺牲和放弃自己的利益。一旦妇女为自己着想，她就会被认为是坏女人。因此，妇女堕胎被看成是自私和可耻的行为。在这种男权社会体制中，黛博拉因不慎怀孕不得不嫁给狄瑞。婚后她对抑郁的婚姻生活现状极度不满，在准备离家出走时受到丈夫的阻挠，意外被杀，成为男权社会中的牺牲品。在男权社会中，妇女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心理上受到男性统治，还在身体上受到男性控制。从19世纪起，激进的妇女就提出了妇女控制自己身体的要求。一位女权主义者写道： “妇女如果没有限制自己生育的完全能力，她的‘其他自由’不过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装饰，是不能得到应用的。”[3] 黛博拉迫于当时《堕胎法》的规定，因不能合法堕胎而选择结婚的错误决定，使她的人生成为悲剧。

　　黛博拉的婚姻在他人的眼里曾经是完美的，但是她不能适应农场的生活，婚后她曾经努力营造快乐但不能如愿。拥有家庭、女儿依然满足不了她的渴望。究其社会原因，20世纪美国消费经济营造了一个崇尚个人满足的文化氛围，与此同时，社会却要求妇女自我牺牲、自我压抑。“现实生活与妇女形象之间的差别使美国妇女在心理上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这一困境埋藏在美国妇女心底，表现为一种奇怪的躁动，一种不满足感，一种渴求。”[4]家庭主妇对单调乏味、毫无价值的家务活产生强烈的不满，黛博拉也是其中一员。她发现自己不仅没有幸福感，而且十分压抑。单调的生活内容和狭小的生活范围使她感到格外孤独空虚、困惑和无所适从。她的精神状态极差，几近崩溃。于是她逃离到八月的养蜂场，享受到温暖的姐妹情谊和独立自主的乐趣，摆脱了男权的压制，度过了短暂的幸福时光。但当她决定要永久摆脱原先的家庭生活桎梏，带女儿离家出走时，却因意外丧生，永远丧失了追寻幸福的权利。在父权社会中，妻子一直处于辅助地位，要永远屈从于丈夫的意志，自己的个人利益要完全从属于丈夫和孩子的利益。可以说，这种所谓的“妻性”完全成了束缚女性的囹圄。黛博拉敢于直面夫权家庭，寻求女性真实的自我，自觉逃出这个束缚和压制她的囹圄，从而否定了夫权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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