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父系社会只认同女性的生物价值，认同她们的生育功能，因而“女性自我意识首先是把女性自身从父权社会对妇女规定的各种功能角色及关系网的混沌一统中分离出来，获得独立于功能角色的身份，肯定女性作为人的存在的本体界定。”[5]这样，女性的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体现在对父权社会传统价值的一系列否定之上。而从这一系列的否定中，男性社会对于女性价值的界定就被颠覆了。黛博拉完全不是男性眼中温柔、谦恭，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家庭天使，从而否定了男性主流文学对女性的规范；她一直游离在父权和家庭的围墙之外，成为破坏否定男性社会所认可的家庭的叛逆者。总之，她是男权社会的破坏者和否定者。

　　三、建立女性中心社区，重视姐妹情谊

　　“姐妹情谊”是女性在面对男性和男性文化时，自觉追求的“女性团结一致的的情感，”代表着女性团结的最高境界。“包括更多形式的妇女之间和妇女内部的原有的强烈感情，如分享丰富的内心生活，结合起来反抗男性暴君，提供和接受物质支持和政治援助…”[6]美国激进派女权主义曾提出“姐妹情谊就是力量”的口号，认为不论阶级、种族、宗教、社会制度的差异，作为女性的共同体验可以将妇女联合起来，主张以“姐妹情谊”为基础来最终推翻男性的统治。

　　黑人女性在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下，姐妹情谊给予受压迫的黑人女性爱和反抗意识的启迪，并治愈了心灵的创伤，从而找到了生活的意义和自我的价值体现。在小说第八章开头的引言中有这样一段话“蜜蜂不仅依赖与蜂群的身体接触，而且需要蜂群的社交友谊和支持。若将一只蜜蜂与她的姐妹分开，她很快就会死亡。”[2]151，作者以蜜蜂为喻，阐释了姐妹情谊的重要性。月历三姐妹把养蜂场缔造成一个女性中心社区，她们互相慰藉和支持，团结一致，共同抵抗男权对女性命运的掌控。莉莉无法忍受父亲的专制离家出走。来到养蜂场后，她觉得“在八月家第一个星期的生活是一种安慰，纯粹是一种如释重负的解脱...你走向属于你的角落，那里有人在你挨打的生命上怜悯地抚摩着。”[2]93当狄瑞想强迫女儿莉莉离开八月的养蜂场跟他回家时，八月找来了四个女同伴排成一道人墙，奋起反抗，硬把莉莉留了下来，因为养蜂场是最适合莉莉成长的地方。莉莉因养蜂场诸多女性的帮助，摆脱了父亲的辖制，过上了自己想过的生活。莉莉的成功象征着女性对父权制霸权统治颠覆的彻底胜利。另外，在养蜂场这个女性中心社区，把狄瑞等男性形象排除在外，设置“男性缺席”本身就已经很鲜明地表现了对男权家庭的反抗，它是对男权的质疑和超越。男性的缺席包括先导性缺席（男性先在性地缺席）和在场缺席（男性虽然在场却相当于不存在），男性因此成了女性作品中一个小小的点缀，可有可无。由此完全颠覆了传统社会对女性他者客体地位的界定，可以说是对男权文化和男权传统的极端蔑视——以放逐男性来建立一个乌托邦小社会，一个充满温暖“姐妹情谊”的女性中心社区。

　　该小说美化了女性中心社区中的女性，她们团结、不依附男性、享有女性自主权并获得女性解放。小说中的女性以母亲和“锁链圣母”为精神支柱和精神领袖，构建自己统治下的社区，在这个社区里有属于女性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话语权。这种把男性边缘化，颠覆男权统治的女性主义意识，有助于指导女性从根本上改变她们的生活方式。

　　四、创建女性自己的宗教仪式

　　在父权制社会里，女性处于被压制的地位，她的一切正常的心理能量和应有的权利表达，都被男权压制或剥夺了，她唯有保持缄默。然而，作者在小说中刻意创作了一批女性人物，刻意建构了一个以女性为文本创造和文本中心的叙事结构，这就使女性成为了话语的主体，使女性叙述否定了男性话语的主体地位，打破了女性的沉默。

　　创建女性自己的宗教仪式。月历三姐妹在养蜂场创建了她们自己的宗教仪式“玛利亚女儿会”。她们传承了其母信奉的天主教的一些教义，还融合了自己的一些内容，创建了适合她们的宗教和独特的宗教仪式。在父权制社会中，男性在各个领域占统治地位，女性通常被客体化。但在八月的养蜂场，在玛利亚女儿会的宗教活动中，每个人都要亲身参与到仪式中来，每个人都是仪式的主体，而不是作为客体被动地接受现成的仪式。她们并不去教堂，而是在粉红屋里举行特别的礼拜仪式：她们先齐颂万福玛利亚，而后由八月重新讲述“锁链圣母”的故事，最后轮流上前触摸雕像上那颗红心以获取力量和赐福。这种属于她们自己的宗教活动，突出了女性的主体生命意识， 其实质是对男性话语权的挑战， 体现了女性为建构自身话语权所做出的努力。

　　五、走向女性自我的“女性谱系”

　　作者的女性主体意识还体现在一种更为极端的“反家庭”叙述上。它有些像女性乌托邦，表现为没有男性的女性中心社区，没有父权的母系家庭。在这些家庭生活的人平静快乐，没有父权的压抑。女性谱系就是主张重建类似前俄狄浦斯阶段女性谱系，恢复母女间的认同关系和主体地位。这实际上也体现了女性主义对菲勒斯中心和逻各斯中心的文化的激进反叛，增强了它对父权中心文化的全面颠覆与解构能力。

　　小说中的八月和六月是独立自主的新女性。她们建立了自己的女性中心社区，靠养蜂自给自足。小说中出现最多的意象是蜜蜂。蜜蜂拥有一种“母系氏族”的社会形态。蜜蜂社会的主要工作都是由雌性蜜蜂担任， 而雄蜂只是繁殖传种，除此之外它没有任何工作。这种生活状态是女性自给自足的体现，也是对男性中心社会的解构。在养蜂场，母女之间的关系和主体地位得到了认同。罗萨琳和月历姐妹就像是莉莉的母亲。女儿与母亲保持了一种象征性的统一关系，父亲被排斥在外，“女性谱系”的设想得到了完美的体现。月历三姐妹所组建的女性乌托邦，是她们在男权社会的压迫下所能做出的最好的反抗。

　　在婚姻立场上，八月决定终生不嫁，她曾经恋爱过，但为了自由她放弃了婚姻。她说：“我决定终身不嫁。我生活中的约束已经够多的了，虽然没有什么人指望我去侍候他。莉莉，我并不是反对婚姻。我只是不赞成婚姻中的角色安排。”[2]162六月虽然很爱尼尔，但也反复拒绝他的求婚，直到最后被他诚挚的爱打动才答应嫁给他。八月和六月完全靠自己的意愿决定她们的人生，不受男性的掌控，对自己的身体、婚姻和人生有绝对的自主权，是当时反抗男权社会的典范。波伏娃认为，女性的身份问题只有在女性不再被放置在男性对立面的时候才能够得到解决。她在《第二性》的结尾这样说道：“要解放女性，首先要拒绝把她局限在同男人的关系中……”[7]在养蜂场，通过作者刻意设置的 “男性缺席”，众多女性不再被放置在男性对立面上，她们寻求个体性，摆脱传统婚姻角色对她们的束缚，努力获取独立身份，最终瓦解了父权制的统治地位。

　　这些生活在女儿国，逃离父权压抑的女人，她们都展现出了女性存在的真实，还原了女性本来真实的面目。她们是一群独立于男性的真实的存在。作者从女性的视角来揭示夫权家庭对女性的奴役、压制，表现了处于“第二性”位置的女性们的精神苦闷、觉醒与反抗，并且以实际行动逃离夫权家庭，否定了父权制。这些具有强烈反叛意识的妻子，或者游离于婚姻家庭之外的女性，才具有真实的性别意义。

　　综上所述，作品中女性全新的形象，打破了世俗、传统、被动的男人的玩偶角色。这部小说表明女人有成为主体的思想意志和驾驭的能力，她们能够适应社会活动，能够很好地诠释各种社会角色，她们有能力颠覆被歪曲的男性束缚下的女性形象，重塑她们真实的自我。经过不懈努力，她们成长为独立自主、不依附男性、事业成功、渴望爱情的新女性；她们不再是不公平社会制度的牺牲品，而是敢于挑战传统、超越自己、实现自我价值的新女性。

　　参考文献：

　　[1]弗吉尼亚·伍尔夫，王还 译. 一间自己的屋子[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42。

　　[2]苏·蒙克·基德著.候萍 宋苏晨译. 蜜蜂的秘密生活[I]. 南京： 译林出版 社，2007。

　　[3]Morgan，Robin.Sisterhood Is Powerful，An Anthology of Writing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0：274-275。

　　[4]何念. 20世纪60年代美国激进女权主义研究[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10：58。

　　[5]陈晓兰.女性主义批评与文学诠释[M].敦煌：敦煌文艺出版社，1999：168。

　　[6]玛丽·伊格尔顿编，胡敏等译.女权主义文学理论[M].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 社，1989：39。

　　[7]Simone de Beauvoir，H.M.Parshley，trans. The Second Sex[M].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Ltd，1972：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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