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拜年帖也有简洁的，但事实上因为用于节日祝贺，所以拜年帖内容往往较繁，多为恭敬、祝贺之词。比如张世南在《游宦纪闻》卷一中的记述记载了某官吏的一幅祝贺冬至节的手状一例：“洒州军事推官将仕郎试秘书省校书郎权保信军节度推官彭汝砺，右某启，伏以晷运推移，日南长至，恭惟发运学士，膺时纳祐，与国同休。某限以职局所拘，不逢躬诣阶墀，祗候陈贺下情，无任惶惧之至，谨具状申闻。谨录状上，碟件状如前，谨碟，年月口具位某牒。……”当然也有简洁的，但还是少数。

　　（二）阐发

　　通过对唐宋时期的不同名帖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出，唐宋此时的名帖已经大不同于汉晋时期的“刺”、“谒”，其用途和使用者的范围也明显地扩大，内容和风格上也有所转变，从中折射出古人交往思维的变化。总体上，唐宋时的名帖不再只属于公卿士族之间的单纯交往，或纯粹由下对上的拜访谒见，其主要应用于科举相关的事宜，以及用于人们世俗人情关系的维护。

　　就门状而言，它比一般名刺使用更郑重，更严肃，等级色彩比较明显，门状呈进后，上司在门状后加了“刺引”，才可以进见。从投递者本身而言，门状是其投权谒贵或者高中科举的重要途径，他的出发点不是简单“拜谒”，更多是攀附、投靠、自我推销，故在人际上抱着仰望和向往的态度。

　　就拜年帖而言，张知甫《可书》有这样的说法：

　　景纯官于都下，遇节必令人持马衔，每至一门首，撼数声而留刺以表到。忽有客知其诬，急出视之，仆云适已脱笼矣。

　　《清波杂志》卷六《阚亡投刺》也记载了这件事，而且还有记载吕荥阳公对此现象的的评语：“送门状习以成风，既劳于作伪，且疏拙露见为可笑。”言语之中暗含对于这种虚伪客套的繁文缛节提出了批评。虽此类现象并不能代表全部，但拜年帖的盛行本身确实说明了人们对维持世俗人情关系的重视，这不仅是出于礼节，更表现了一种潜在的“投资意识”，也就是说，把关系基础夯实在平时生活中。

　　综上来看，在名片由汉晋发展至唐宋的过程中，有这样几个趋势不可忽视：一是名帖的使用者从社会上层向社会中下层蔓延；二是其与政治仕途紧密结合的同时，与世俗生活的交往需要逐渐接轨；三是人们的交往思维，既随着封建化程度的加深，等级尊卑观念日益加重，而另一方面，又随着经济的发展，交往时自我意识不断成长。所谓的自我意识，是指人们交往时，从汉晋时期全面关注交往对象，渐渐变为围绕自身的需要而经营人际关系。比如因为对科举的重视，而普遍开始用门状等名帖推销自己，与达官贵人建立联系。再如，通过拜年帖等拜帖保持自己和他人的往来。

　　三、元明清时期的名片

　　（一）元代名刺

　　元代是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完成大一统的朝代，在元代汉族人们的交往形成了一定的习惯性行为，但在拜访他人时仍然要使用名刺。元代时，“凡名刺用好纸三四寸阔，左卷如箸大，用红线束腰，须真楷细书。或仓促无丝线，则剪红纸一小条，就于名上束定亦得。凡卑见尊长，名刺以小为贵”。名刺上写自己的名字，名字前则写上表示自己与诸人关系的称呼，如见师长写“学生姓某”，见亲家写“亲戚姓某”，见同姓写“宗莫某”等。“凡居父母丧，刺则以右卷，不可剪齐纸上下，仍用白线或白纸条于名上束定”。元代时名刺形制以及投送虽有独自特色，但的名刺与前朝相比，并没有很大的变化。当时递送拜帖是比较郑重的礼节，一般发生在文人之间和上流社会中。

　　（二）明清时期（鸦片战争以前）种类繁多的名帖：请帖，揭帖，说帖，复启，拜帖，晚生帖，手本

　　明代名帖种类极多，根据功能的差异，有诸如上达、平行、下交的区别，书柬的样式也都有所区别。举例来说，上达就必须用“手奏”、“奏记”、“手启”、“副启”之类，平行则用“副启”，下交则用“札谕”、“帖”等。

　　具体来说，明清两朝（尤其是明代）流行的名帖主要有下文中介绍的几种，由于种类繁多，故将每种的使用情况和体制、内容特点笼统言之：

　　请帖，又称邀帖。凡是地方绅士聚饮，或官场饮酒，一般都要先发请帖邀请人来。如《梼杌闲谈》中的一例，第四十回也记录了一个侯国兴邀请崔呈秀的请帖。上面写着：“谨詹十五日，薄治豆为家母舅预庆，恭候蚤临。愚表弟侯国兴顿首拜”。其中“蚤临”，也就是“临”之意，应该是当时的请帖套语。揭帖又指帖于通衢路口墙上的告示或者启示。这里所说的揭帖，是从拜帖中派生而来出来的，其实就是一种拜帖之后所附的礼帖。说帖，亦其实也就是名刺的一种，不过是因为专门用于替人居中说情而名之为“说帖”。副启包括拜帖、请帖。揭帖、说帖等在内的名帖都可以称之为“柬”。一般说来，柬书名，启书事，所以用副启来书名。既已有了名柬，再使用副启，究竟其原因，王弘撰认为是“有所私，避之耳”，说白了就是为了便于在副启中说私事，以掩人耳目。拜帖是明清两代十分盛行的一种名帖，种类繁多，比较特殊些的有如宛红拜帖。宛红纸亦写作碗红纸，在明代当时是比较名贵的红纸，多用来拜谒达官贵人。晚生帖是明代比较常用的名帖拜名。手本，作为公文文本很多时候是用于下级递送上级禀报事情或者请示批答等，像这种公文文书事实上已经含有部分名刺的要素，所以后来它逐步转化为名帖。起初尚保留了手本的某些原本的性质，如主要用于官场仕人中间，尤其是下级拜谒上级。手本作为名刺的一种，一直到清朝仍然使用的非常频繁。清朝人贺年开始用一种上面写上姓名送与亲朋的红单帖，以表贺年。有时主人不亲自去而派人去送，兄弟或者下人们拿着名刺满街跑，所以名刺又被称作“飞帖”。有钱的人家把拜年帖等物放在小木匣子里送去，所以又叫“拜匣”。

　　（三）阐发

　　名帖发展到明清时期，种类已经十分繁多，几乎在各种场合中大显身手。名帖的基本功能其实仅仅是自我介绍、拜谒或祝贺，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却能根据人们的动机越发灵活地被运用，在人际交往中越发地展现不可忽视的作用，这说明了什么？笔者认为：

　　其一，人们对“人”的关注在进一步增长。如果说唐宋时期，人们已经开始尝试围绕自己的前途需求和生活需求，主动经营与他人的关系，那么到了明清时期，人们对人际关系更加重视，他们在通过名帖交往时不单有明确的目的，还会细致地考虑不同人的不同心理需求，并想办法通过名帖来满足对方，以加强其对自身的印象。比如表现谦恭的晚生帖，奉承说情的说帖等。

　　其二，社会越是发展，人们的交往思维越是复杂。人们不能单凭自己的喜好选择交往的对象，厌恶繁琐的本能反应和根深蒂固的封建礼仪、人情关系，在潜意识中让人们在一张小小的名贴上纠结、顾虑甚多。比如在拜客应酬之风中，盛行只投刺、不见面的陋习。“望门投刺”的拜客者，并不是真想拜客，而只是为了声明一下“来过了”，于礼节上没有失掉礼数。他们拜的人，很多根本就不认识；有的甚至连马都不下——很明显是准备到下一家再去“投刺”了。还有的拜客连自己的家门也不出，只让仆人带着自己的名刺到处去“投刺”。另一方面，拜客的远道而来，受拜的必须答拜，这个惯例让人非常为难，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里讲到自己拜客到人门前的心情时说：“余以为立马人家门下，投三指一刺，唯恐主人出，主人亦唯恐客入，此有何意哉！”这种反常心理足以说明虚应故事的投刺拜客是多么的让人头疼。

　　其三，随着封建社会的盛极而衰，封建性质的交往传统走向衰落。很多事物在发展到极致的同时，也意味着停滞和衰退。明清，尤其是清朝，是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在封建社会的交往系统中，人们将名帖的种类划分得极为详细，对应用的场合、书写的格式、使用的套语、投递的礼仪等都有固定的规则，反而弱化了名帖最本质的介绍作用，使之成为人际关系的负担。人们使用名帖的思维是：必须借此表现自己谦虚而又热情的一面，哪怕借助必要的虚伪、谄媚或欺骗。这样普遍的畸形的心态，终究将难以维持住社会人际关系的平衡而不得不面对改变。

　　至于部分学者所说的，明清名帖使用折射出封建等级观念、尊卑观念、重视官场资格等，笔者认为尚缺少对比的和发展的眼光，因为这些不是明清独有的特点，在前朝前代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不能充分表现出这时期人们交往思维的变化特征。

　　参考文献：

　　[1]王先谦.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王晓雷.中国古代名刺初探[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2.

　　[4]陈高华，史卫民.中国风俗通史：元代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5]赵翼.陔余丛考[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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