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30年代初，被称为“第三种人”的胡秋原等人以神州国光社旗下的《读书杂志》为主阵地，发起了著名的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讨论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形成了在当时思想理论界颇具影响力的所谓“读书杂志派”。胡秋原在思想论战、支持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和震惊全国的“闽变”中起到了引领舆论、宣传鼓吹和理论指导的作用，因而成为该派的灵魂人物。

　　关键词：胡秋原：第三种人：神州国光社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2-0133-06

　　1930年代初，胡秋原在“文艺自由论辩”中左右开弓，受到左右翼的夹攻，被称为“第三种人”。与王礼锡一起主持神州国光社（以下简称“神州”）和《读书杂志》，以此为主阵地，发起了著名的中国社会性质讨论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形成了在当时思想理论界颇具影响的“读书杂志派”。其核心人物胡秋原等人以“神州”为依托，政治上主抗日，思想上主自由；积极参与政治实践，在支持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和震惊全国的“闽变”中起到了引领舆论、宣传鼓吹和理论指导的作用，成为“神州”的灵魂人物乃至“思想界的骄子”。目前学界对胡秋原在“神州”的作用和影响疏于关注。胡氏参与“神州”的各种活动，反映了其思想倾向，由于左右翼的攻击，尤其是长期以来受“左”倾错误影响，其思想价值被淹没了。鉴于此，本文以胡秋原与“神州”为中心进行梳理和探讨，分析胡秋原在思想论战和救亡等问题上的主张，揭示在危机深重时。他对中国出路的探索和思想内涵，并重新审视其思想的历史价值。

　　一、胡秋原与“神州国光社”

　　神州国光社。1901年由邓实、黄节等人创办于上海，刊行《神州国光集》，是以印行美术书籍为主的出版社。邓实等人在提倡国学、保存国粹的活动中，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思想。该社后受新文化运动批判复古主义和崇尚西洋文明等时代思潮影响，加之经营不善而难以为继，1930年由时任广东省主席的陈铭枢出价40万元接办了“神州”。陈氏交游广泛，“嗜好和思想都复杂，平日爱谈新思想、新政治，想做学者圣贤，又想做英雄和政治家。”胡秋原评价他“以学者型将军著称”。“拥有从佛教到马克思主义的广泛学识”。他“喜欢同文人来往”，因而视“神州”为其营造舆论的阵地和罗致文人的舞台。

　　陈铭枢及十九路军经历了从拥蒋到反蒋的转变，胡秋原“将其反蒋原因归结为十九路军对蒋统一与抗日期望的彻底破灭”。陈氏“因不满现状，亟欲另开政治局面，同时也意识到文化事业对政治的作用”，接办“神州”后聘请“思想气味相投”并成为至交的王礼锡为总编辑。“陈铭枢涉足文化事业，无非是为他在政治上独树一帜造舆论和招募智囊。”王氏接任主编后即招兵买马，罗致方方面面的文化人，在“神州”出版胡秋原的《艺术社会学》。这是胡秋原与“神州”建立关系的开始，与王氏一起构成“神州”的双子星座。

　　1930年12月，王礼锡赴日本筹办《读书杂志》，在东京与留日青年交游，首先想到在早稻田大学研读马恩全集和西方文化哲学的胡秋原，他们商谈《读书杂志》的目标是“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寻求中国社会的前途”。在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中共接受斯大林的观点，认为“中国是封建社会，所以要实行土地革命”。王礼锡曾在“神州”为托派发行《动力》杂志，与中共论争。胡秋原认为王氏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多少受托派影响”，对于“中国社会史应如何分析，他还没有确定意见”。“鸦片战争以前的社会并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主义社会。中国将来会走向社会主义，但社会主义不可无自由，社会民主主义是理想前途。”其主张赢得了对马克思主义和实际政治运动都感兴趣的王氏的共鸣。关于中国社会史问题，据王氏回忆：“从前和很多人讨论过，总得不到相同的意见，不料秋原却早有和我相同的见解，因此我们决定再长期的下一番精审的研究，去充实我们的见解”。

　　1931年4月《读书杂志》由“神州”出版，6月，王氏力邀回沪的胡秋原参加社会史论战。“九·一八”事变，使原本只热衷于理论研究的胡氏“卷入政治中”，“鼓吹抗日，并开始研究国际问题。”力主抗日和思想自由，呼吁“勿侵略文艺”，高擎自由主义旗帜左右开弓，既抨击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又批判“左联”“文艺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观点，受到左右翼的围攻，引发了1932年的文艺自由论辩，被称为“第三种人”。

　　胡秋原既不满国民党的内外政策，又不赞同苏俄式暴力革命。翻阅很多资料后，在《读书杂志》上撰文系统阐述了他对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观点。主张从秦至清末是“专制主义时代”，鸦片战争以来是“专制主义殖民地化社会时代”。力证马恩著作中承认专制主义的存在，并运用于中国历史。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国“是半殖民地化的封建专制主义社会”，“中国革命问题便自然归结到反帝国主义与土地革命了”。并提出中国革命是“一个反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问题”和“民主性的革命”，“帝国主义、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三位一体”，他对中国社会性质与中国革命问题的认知，应该说是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的。

　　论战中，王礼锡提出社会史分期问题和专制主义分别沿袭胡氏《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上）》和《专制主义论》的观点。正如有论者指出：“王在社会史论战的见解上并没有多少创获”。甚至陈铭枢也受胡氏思想影响。由此可见，胡氏是影响“神州”思想倾向的灵魂人物。正是借重社会史论战，陈氏形成“对中国前途的自以为是的一套看法”。时人评价“胡秋原诸先生，一时成了思想界的骄子”。《意识形态月刊》、《文化杂志》等也由“神州”出版，由胡氏主编。“编辑部事务需要解决者，王礼锡不在所时，由胡秋原代为处理。此是因胡具备多方面的学识之故”，胡氏在“神州”乃至思想界的地位和影响可见一斑。

　　因出版大量左翼书籍，给“神州”注入了生机和活力，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读书杂志》开展的社会史论战中多主张民主与抗日，大都以马克思主义立论，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不安。1933年初南京国民政府以触犯出版法为由，封锁《读书杂志》与“神州”，王礼锡被迫去职，出洋考察。王氏与陈铭枢商议后，决定由胡秋原主持“神州”。胡氏认为，政府尚不信任与国民党长期有联系且反共的王礼锡，担心自己与政府素无渊源又研究马克思主义，不能获得信任，经劝说后方才同意。

　　胡秋原主持“神州”后，赴南京拜会国民党中宣部部长陈立夫，请求中央对其书籍解禁，陈述其关心国家命运，希望中央不要误会并请求指教。陈氏指出建国须合乎自己国家的情况，如只介绍外国图样就很荒谬。胡氏认同此批评，但认为要集思广益，多借鉴别人的著名图样，即使敌人言论，也要知己知彼，并指出陈立夫有大作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陈氏提到介绍外国图样，指“神州”出版左翼著作、《读书杂志》开展的社会史论战，胡氏认为当局不应固步自封，应通过讨论，在比较研究中找到一条建国之路。胡氏力主言论出版自由，获得回应，一周后南京政府解除了对“神州”的封锁。鉴于这次查禁，他接任主编后声明：本刊为各派“在纯理论上立言”，“一视同仁”，“露骨的政治宣传，则绝对避免”。尽管他主持“神州”和《读书杂志》的时间很短，但却依然具有相对独立、兼容并包的心态和多元的文化品格，继续为各党派提供一个发表政见的阵地。可见其对“神州”文化平台的珍惜，试图保持“神州”的相对独立性与超越政治意识的壁垒。

　　在社会史论战中，胡秋原跳出西欧历史模式的窠臼，驳斥那些误解马克思公式的人，认为唯物史观不能机械教条地应用于中国社会，五阶段论直线递进模式不能合理地解释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长期以来胡氏被否定，尤其将学术讨论中思想观点的争论视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扭曲，被定性为“敌我矛盾”，认为其反马克思主义。客观而言，“胡秋原的言说较接近于中国历史的自身状态，也较为切合马克思的封建原论和东方社会史论”。因“系个体性论者，影响力有限，甚至被遗忘，然其谠议终究不能掩没”。以“第三种人”著称的胡秋原依托“神州”，参与1930年代初的文艺自由论辩和社会史论战，掀起了震动思想界的波澜，引起左右翼的攻击，成为“神州”的灵魂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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