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在救亡问题上胡秋原与“左联”的分歧

　　“九·一八”后，陈铭枢调和宁粤合作，十九路军卫戍京沪，陈氏任总司令。1932年1月28日，日军向驻守闸北的十九路军发动突然袭击，双方展开激战，激起国人对十九路军的支援，“神州”当然不会置身事外，更何况陈铭枢在接办时就视“神州”为“十九路军集体事业的一部分”。鲁迅曾说“神州”是“武官们开的书店”，胡秋原在“指挥刀下谈自由”，意指“神州”有陈铭枢及十九路军的支持。《读书杂志》刊登陈氏与十九路军将领的电文，扮演着“喉舌”与“机关报”角色。在“许多抗日的机关，和国民党的报纸，都遵命封闭”之际，为鼓舞士气和民心，29日，胡秋原等人决定“由《读书杂志》、《文化评论》两社合作”创办《抗日战争号外》，揭露日本侵略罪行，鼓舞抗日斗志，宣传全民抗战。30日，“‘紧急号外’散布在街上了”，五天后“左联”主导的罢工委员会“要劫夺而去，理由是‘应该归他们办’。”在准备接收“号外”之时，胡秋原气愤地说：“你们以什么资格来接收这号外？”为争夺主办权，“当时左派没有想通，不仅有‘打倒十九路军’的口号，并由罢工委员会要印刷工人罢工，不印《抗日战争号外》”。双方产生冲突，罢工工人被巡捕房逮捕后，“左联”领导人周扬等人找到胡秋原，要求其协调保释被捕工人，“而来煽动罢工的正是周扬”，胡氏不认同其行为，自然拒绝其请求。在民族危机日益严峻之际，胡秋原等人不赞同“左联”阶级斗争的做法，决定停办刊物以维护言论出版自由。

　　十九路军在上海的抗战也引发了当时在租界作家的共鸣，他们认为在民族战争中应尽微薄之力。胡秋原、王礼锡、陈望道等人积极联络，为争取文化界支持十九路军抗日，组织上海著作者抗日会，讨论文化界如何抗日问题。“神州”中“以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为核心，他们发动了与他们观点比较接近的著作家二三十人参加了抗日会”。他们认为“在‘反日战线’之下，应当可以把许多意见不同的知识分子，作一时的战斗的集合。”“左联”因在“神州”工人罢工问题上与胡秋原等人心存芥蒂，且“左派因为误会神州国光社是社会民主党的组织，不愿意由神州同仁‘领导’”。但在抗日的前提下，形成了知识分子的联合战线，通过了由胡秋原起草的《中国著作者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胡秋原认为“左翼第一次失去他们所谓的‘领导权’。”

　　尽管各派参加了著作者抗日会，但围绕领导权，却引发了“左联”与胡秋原等人的争论。“左联”认为，胡秋原“有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著作者抗日会是社会民主党领导的”，“秋原在会场太活动了，只是‘破’，想不到一点‘立’的工作”。事实上，他未组织社会民主党，“闽变”中的“生产人民党”也是由陈铭枢组建，胡氏起草的党纲，与此无关。胡秋原等人对大革命中苏俄式暴力革命所带来的混乱极为反感。“一·二八”事变后，“左联” “以‘阶级观点’反对十九路7F抗战，并说‘民族主义的口号是欺骗’。”无疑增加了胡秋原等人的恶感。“著作者抗日会的发起，本来没有党派的畛域，想把各党派及无党派的份子”，在抗日旗帜下，团结起来贡献力量，宣传并呼吁全国一致抗日，“他们却牺牲力量于内部的无聊的冲突，回避我们当前的民族革命斗争”！胡氏等人认为在“革命的民族斗争是当前革命的最高潮”的情况下，尤其是反帝成为社会共识之时，“他们偏偏要披上反日的民族革命斗争的外衣，做非当务之急的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运动，斗争失坠了重心。”在此情况下“神州”成为左翼要打击的小箭靶，胡秋原更是成为重要的小箭靶之一，“某人说秋原在会场太活动了，应当给他一个打击”。甚至攻击他“粗鄙武断，不懂马克思主义”。“左联”机械地把持一切，用命令插手一切组织，“尽量地指挥一切文化团体与文化界的个人，而剥夺其自由至于无余了。”在民族危机深重之际，一味强调阶级斗争的做法必然会遭到胡秋原等人的抵制。

　　“一·二八”淞沪抗战，胡秋原等人为抗日救亡奔走呼喊，但在此问题上与“左联”的斗争策略产生了严重分歧。正是这种经历和战争洗礼，使其更不赞同苏俄式暴力革命道路，民族和革命意识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三、书生问政——胡秋原与“闽变”

　　淞沪停战后，1932年5月十九路军被派至福建剿共，1933年1月陈铭枢被迫出洋。日本侵华步伐加快导致民族危机和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十九路军既不满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和消极对日政策，也不满剿共内战政策，高擎民族主义大旗，主张抗日。陈铭枢出国后与留洋知识分子探讨国事，增强了其政治抱负。1933年5月下旬，他回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会晤，现实的政治矛盾和思想分歧使“领袖欲望很强的”陈铭枢“很想取蒋而代”，决心在国共之外另辟新的救国道路。他在福州各界欢迎会上做了《从国际形势说到中国民族的出路》的演讲，主张全民一致抗日。胡秋原接到在《读书杂志》刊登此文的要求，十分赞同陈的主张，虽考虑到文中对当局的批评过于尖锐，但因陈铭枢是“神州”的后台老板，迫于压力，同意发表，加剧了十九路军与中央关系的恶化。

　　那时主张抗日，取消党治，对国共都不满的人试图走第三条道路，而这些游离于国共之外的各派知识分子，对陈铭枢和十九路军寄予厚望。陈铭枢的香港公馆一时门庭若市，胡秋原也因“神州”及其同仁的安全与十九路军的动向密切相关，赴港一探究竟。在港月余，胡氏了解到陈铭枢等人决定反蒋抗日，经“第三党”与中共联系，深感事态严重，7月底回沪召集编辑部同仁说明情况。为保持“神州”，《读书杂志》与“神州”脱离关系，甚至停刊。将已写好的《读书杂志》编后废弃，以脱离“神州”的声明附于其后，又刊出他辞去编辑的启事，《读书杂志》于1933年9月出版到第3卷第7期终结。8月间胡秋原离沪赴港，直到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才重返他挥毫论战、呼吁抗日的上海。

　　据陈铭枢回忆“从接办‘神州’到福建人民政府阶段，以王礼锡对我的思想影响最大”。中国社会史论战“给了我极大的影响，使我逐渐改变了政治倾向，走向福建政变”。陈氏的说法并不十分准确，如果说王礼锡是“社会史论战的组织者和推动者”，胡秋原则扮演着思想者的角色，社会史论战中王氏、陈氏等人深受胡秋原的思想影响。1933年10月底，陈铭枢与胡秋原谈及在福州成立反日反蒋新政府时，认为在一党专政和对日不抵抗及剿共的局面下，领导抗日，结束党治，必定能打开一个新局面。胡氏虽赞同此主张，但对与中共签署的《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充满疑虑，“闽变”的失败与中共未履行协定是分不开的，事实证实了其疑虑。尽管如此，因他是“陈铭枢的亲信”，与王礼锡等“神州”骨干先后于11月初到达福州参与筹划“闽变”。福建省政府聘请其担任《民国日报》社社长，进行改版并作抗日反蒋舆论宣传，后改为《人民日报》，成为新政府的喉舌。他负责文宣和起草文件，提出言论方针，招待中外记者，接待各地文化界人士。又因在新政府中担任文化宣传处主任，“公务纷繁，无暇兼顾”，又辞去了社长职务。据笔者统计，《人民日报》从1933年11月20日至1934年1月12日止共发行51期，社论计有48篇，其中胡氏撰写9篇，占19%，可见他实际上是引领舆论宣传方面的关键人物。陈铭枢也承认胡氏等人“发挥了很大作用。”

　　因“第三党”是“闽变”的主要策动者，在讨论政府产生程序、宣言、组织等时占优势，引起了十九路军的不满，他们认为第三党主持一切，与南京决裂是自取孤立，获得胡秋原的赞同。“胡在会议上常与‘第三党’辩论，因有‘神州’同仁支持，常获得通过。尽管“第三党”认为在闽西实行“计口授田”卓有成效，但在耕地较少的福建则很难推行，一旦成为政纲，大批农民分不到田必然会导致社会混乱。胡氏认为：“唯有改革政治、发展交通实业，兴修水利，改进耕作技术，同时减租减息，才能提高农业生产力，也才能团结整个农村”；贸然“许诺计口授田，其结果必然会自乱”，“耕者有其田比较有弹性”。客观而言，胡氏的主张比“第三党”更具操作性。在筹备会议上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人民权利宣言》，并提议为临时约法，以“耕者有其田”代替“第三党”力主的“计口授田”，宣言中提出的“生产人民”有别于无产阶级，而将体力劳动与精神劳动并重，也与马列主义不同。

　　“闽变”的宣言政纲“早有陈铭枢的智囊团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等拟好”。“当时凡属重要文件，陈铭枢多交给他的智囊——神州国光社主要人物胡秋原、王礼锡执笔主稿”。据朱伯康回忆：“礼锡、秋原、龚彬等襄助陈铭枢积极进行各种筹办工作，我当时见到人民权利宣言草稿、政府草稿。”胡氏还在文教事业方面扮演重要角色，文委会委派其“负责组织人民大学”。在政纲和宣言中，提出中国是“在帝国主义者统治下半封建的社会，中国革命之最大目的，在消灭帝国主义者在华之宰割；同时扫除一切封建势力，以树立完全代表人民权利之政府。”“发展人民经济，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权”。主张民族独立、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工业化、言论出版自由、结束一党专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的出路在于民族问题而非阶级斗争等。与其在社会史论战的主张一脉相承，都触及到1930年代中国最现实问题的焦点。由此可见，胡秋原在“闽变”中的地位和作用，不仅体现在组织上，而且在政纲和宣言中无一不体现其思想倾向。长期以来胡秋原等中间知识分子在民族危机深重时期，对中国出路的思考和探索受到指责，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客观而言，正是这些思想认识，使他在1930年代的思想界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其思想价值并未因“闽变”的失败而烟消云散。

　　“闽变”失败，神州国光社失去了政治靠山，以至于“在经济上受到致命的打击，并由于经营不善，到了破产的边缘”，已无力收购稿件出版新书了，这对于流落到香港以著文为生的胡秋原来说更是雪上加霜。他在港被人告密为“共产党”，被捕后经保释“自动离境”流亡欧洲，读书译书之际仍呼吁抗日。胡秋原从日本回国后依附“神州”参与文艺自由论辩和社会史论战，投入到抗日救亡与探索中国出路的事业之中，“特别是他第一次参与福建的实际政治运动，目睹种种情况，又接触许多政治人物之后，使他深深在理论上感觉到中国的事是民族问题，而非阶级问题”。“又在实际中感觉到，许多知识分子爱谈马克思主义，而实在对马克思主义之了解是虚浅而错误的”。胡氏回忆“闽变”时说：“我当时相信，中国应有抗日而实现独立，民主化、工业化；不过，应走社会主义道路”。

　　四、结语

　　以“自由人”著称的胡秋原，以冲决文化围剿罗网的精神，在1930年代初的上海文化界非杨即墨的形而上学盛行的偏颇年代，其思想与主张卓然独立，成为“第三种人”的典型。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局势，他和游离于国共之外的中间知识分子一样，“既不满意到处暴动组织苏维埃政府的共产党，认为是超时代的政策；而同时不满意拆着烂污‘杀尽共产党就是实行三民主义’的国民党”；“他们想替革命找出一条新路来”，“乃以中道的办法求出路”。胡秋原等自由知识分子，被有政治企图且喜欢结交文人的陈铭枢招揽至“神州”，为在国共之外探索第三条道路摇旗呐喊，进行舆论宣传。纵观胡氏在“神州”麾下，不仅参与社会史论战，主张言论和思想自由，成为中国较早反对马克思主义机械唯物论的学者，且在民族危机深重之际，为探索国家出路，投身支持十九路军淞沪抗日救亡，乃至参与“闽变”，始终扮演陈铭枢的文胆角色。若说十九路军是陈氏革新政治所依靠的“枪杆子”和军事后盾：胡氏则当之无愧的是陈氏为实现政治抱负而借重的“笔杆子”和灵魂人物。“闽变”失败后流亡海外，仍高举民族主义和抗日大旗，探索中国出路。在政治风云变幻的1930年代，胡氏作为“神州”的灵魂人物，在“提供精神食粮，唤起国人的觉醒”方面功不可没。抗战期间创办《时代周报》、《祖国》、《民主政治》，乃至赴台后的《中华杂志》，均继承了“神州”的精神遗产。这些刊物可看作其对中国出路的继续探索，并归结为文化民族主义立场，尤其是他提出的超越传统、超越西化、超越俄化，走自己的路，主张两岸和平统一，创造一个屹立于世界的文化经济大国的主张，可谓是对当年中国向何处去问题的有深度的综合回答。由于长期以来受“左倾”错误的影响，胡秋原的思想价值被淹没了。荡涤思想上的尘埃和左右之争，重新审视其见解，其思想之历史价值不容抹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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