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文艺理论研究要处理好与文学创作及社会文学接受实际的关系、个人的价值判断与社会大众审美取向的关系。研究者学术视野的广度，研究者对雅文学与俗文学、本土文学与域外文学的客观了解，制约着其理论所能达到的深度。理论的实践基础偏窄，阻碍了我们理论的创新性和影响力。

　　关键词：学术视野；理论品格；雅文学；俗文学

　　中图分类号：1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2-0104-05

　　李明军、熊元义两位写了一篇文章，刊物编辑对我说：文章涉及到你，是否愿意有所回应？二位文章的开头把我作为“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不能回避的文艺理论论战”的一方，同时尖锐批评了“回避分歧”的“鸵鸟心态”。我一向认为，正常的学术讨论有益，同时，平等对话、相互切磋、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还会给参与者带来知性的乐趣。文艺理论界对于不少理论问题持有歧见，我自然也是知道的，无论怎样重大的问题，只要是学术问题，看法分歧没有什么可怕，所以，对于正常的学术讨论没有理由回避。但是，李、熊文章说学术上的分歧会“影响团结”、“阻碍深化”、“迷失方向”，我就难有同感；对他们期望的“重大文艺理论分歧彻底解决”，我不抱乐观态度，并且不以为是一定要去追求的目标。学术总是在分歧、讨论、争论中发展，越是具有浓厚理论色彩的学术问题，越是难有“彻底”的解决，“彻底解决”了，没有了分歧，理论不仅不能深化，倒是必定会走向停滞。至于他们文章中所说的“论战”，我从来没有感觉到身在其中，甚至不清楚这场“论战”的存在，故此，我很难参与到自己并未意识过的这个“论战”中去。读了他们的文章，我还需要对所谈的问题和各自切入的角度仔细衡估一番，其中许多问题需要今后从容的、专门的讨论。文艺理论的建设需要众多同行持续的努力，其中有的人致力于体系的建构。有的人关心全局的“动态”、“方向”，有的人则乐于在不大的领域持续地做具体的课题，各自都有可能做出成果，文艺理论是在大家劳作的合力推动下前进的。李、熊文章里说的“深入地认识和科学地解决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基本矛盾”那样宏大的题目。不是每个研究者都敢于承当的。这里，我只是借此机会，就文艺理论研究者的视野与理论的品格的关系，申述一下本人的粗浅看法，希望能够得到同行的指教。

　　在我看来，文艺理论的研究工作要处理好几种关系：第一，是研究者对文学现象的持续关注、对文学文本的直接感受与提高思辨性、与抽象思维加工的关系；第二，是研究者纳入视野的文学实际的广度与其思考的深度的关系；第三，是理论思维过程中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关系；第四，是价值判断的个人取向与社会认同度的关系。这几种关系处理得如何，影响、制约着理论的品格。

　　理论的建构有归纳和演绎两大途径，但是，归根结底，理论总是从实践中抽象出来的。马克思是从他的完整的思想体系出发阐述对于文学艺术的观点的，同时，马克思对于经典的文学文本和他周遭发生的文学现象有广泛深入的把握。即使是如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他的诗学著述也有对具体文本的精细分析。十多年前发生过关于金庸武侠小说的论争，何满子先生关于新武侠小说违反人文精神的犀利分析颇是精辟，但是，他回应没有认真研读武侠小说不能作出有力的批判的质疑说：“没有读过，怎么能凭空批评？这道理似乎很过硬，但也未必放之四海而皆准。打个比方。没有吸过毒的人就不能批评贩毒吸毒？没有卖过淫嫖过娼的人就不能批评卖淫嫖娼？”那就未免是失言了，违背了唯物认识论的基本原理。文本事实都没有弄清楚，就下判断，就作出结论，怎么能服人呢？离开文本实际、离开文学现象实际凭空作出的结论，无论是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审美的角度，对于读者能有多少启迪呢？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理论的研究者第一要务是把握文学现象的事实。事实没有弄得清楚准确，却气势磅礴地褒贬，不容分辩地抑扬，即使文采焕然，又有多少价值，又怎么经得住实践的检验？多年以来，文学理论研究与当代文学创作实际和大众文学接受的实际存在距离的状况需要进一步改变；对于具体文本细腻敏锐的感受力，还强调得不够，也是很值得注意的薄弱之处。

　　文学理论关注文学实践。需要处理好点和面的关系。我以为，文艺理论研究依据于实际，既需要了解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还要着重于当前的文学实际；既要关注文人创作，即所谓雅文学，也要关注民间的、大众的文学，即所谓俗文学；既要着重于本土的文学，也必须参照域外的文学：既要关心文学创作的实际，也要了解文学传播和文学接受的实际，了解不同人群的文学接受的复杂情况。这当然不是就单独的研究者而言，不是说要每个研究者都对上述领域作全面的研究。而是就文艺理论研究的全局而言，从全局看，几十年来，我们的文艺理论研究的关注点和覆盖面，在不同时期，曾经有过不同的片面性。

　　李、熊文章对我的观点的分析判断，依据的只是我十多年前的一篇文章的前半部分，这就是2002年发表的《文艺理论基础的广泛性与本土性问题》，那里表达的主要观点是：我们原有的文学理论的立脚点太窄小了。我至今依然坚持这一看法。马克思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马克思在这段话之前引用了当时一个人在书评中对他的研究方法的描述，认为描述得很“恰当”，那个人说：马克思认为重要的，不仅是现象的完成形式，最重要的是它们由一种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形式，由一种联系过渡到另一种联系的规律。理论的品格，理论能够到达的深度，与它据以出发的实际材料是单一还是丰富、片面还是全面关系极大。换句话说。理论的品格对研究者视野的开阔程度具有很大的依赖性。就一个时代的学术来说，理论的进步与研究范围的扩展往往具有相关性。研究者探寻的是对象的“各种形式”，是不同形式之间的联系和转换呢。还是只看到、只关心、只承认一种形式？这是文艺理论建设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关于文艺理论研究与域外文学、域外文化的关系，从历史上看，文学理论批评的新变、突进，有不少是得力于受到域外文化的激发。魏晋六朝开启了文学自觉的新时期，那时候的许多文论大家对于外来文化怀有浓厚兴趣。例如，曹植被封为东阿王，游览东阿境内的渔山，听到岩洞内有乐声，拟写出梵歌音调，后称“渔山梵呗”；稍后的沈约更是精于佛学，学界的共识是：佛经的唱诵对声律论的提出有很大的启示，拼音文字的梵文文学的声韵之美对独体文字的汉字文学有意识地追求声韵之美，提示了新鲜的路径。声律论的提出，是中国文论史上的一件大事，历来评价不足，这是另一个话题。“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鲁迅等人大力翻译、介绍域外文学，文艺理论的巨大创新。建立在打开新视野的基础上。上世纪中期，主要由于当时世界格局的制约，对外文化交流受到很大限制，对于域外文学的剧烈变动难以及时和充分地把握。三十多年前改革开放，文艺理论批评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很快，人们可以冷静地、理性地、客观地对待域外文学和文学理论，这对于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已经产生良好的作用。

　　对于通俗文学的态度，情况比较复杂。中国传统文论大多阐述研究者心目中的文学经典和评论文人创作，主要论述对象是抒情文学，是诗和散文，这就必然带来较大的局限性。忽视小说和戏剧，使得悲剧理论和喜剧理论，关于人物塑造、情节安排的理论，在很长时期难以得到充分的发展。到了明代，李贽提出“迩言为善”。所谓“迩言”，即是“街谈巷议、俚言野语、至鄙至俗、极浅极近”之言。他和同时代的冯梦龙以及稍后的金圣叹、李渔等，下力气评点一般文人所鄙视的小说、戏剧，搜集、评论民间情歌俚曲，使得古代文艺理论开了新生面。“五四”时期，新文艺的先行者们把古今民间通俗文学纳入文学研究范围。鲁迅著有《中国小说史略》，胡适出版《白话文学史》。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周作人等，主办《歌谣》周刊，钟敬文回忆说，这个刊物“唤起广大学界对那些原来被忽视乃至蔑视的民族民众文化的新认识和新感情”。胡适1936年在《（歌谣）复刊词》中说：“我以为歌谣的收集与保存，最大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通俗文学进入文艺理论研究者视线，是新文学的新气象。不过，整个20世纪，我国学界对于民间通俗文学的了解和研究还有很大不足。作家赵树理多次提出，中国的文艺界有两个传统，一个是“五四”新文艺运动开创的“进步知识分子的新文艺传统”，一个是“未被新文艺界承认的民间传统”；他甚至认为。“俗”字是上流社会轻视和侮蔑劳动人民的字眼儿。赵树理的话也许有些偏激，但是，轻视大众的文学创作和忽视大众文学接受的实际，这种倾向在过去和现在的文艺理论研究中，确确实实存在。

　　理论立脚点狭窄，把民间通俗文学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并不仅仅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文学理论的弊病。我在2002年文章中引用了巴赫金的话，巴赫金认为，不但是当时的苏联，就是整个欧洲几百年的文艺理论，欧洲的诗学，也“是在很狭窄、很有限的文学现象的材料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他说，欧洲文艺理论局限在“官方化了的文学和语言之上层”，“官方化了的文化只是被非官方大洋所包围的一个小岛”：“现代文艺学的一个主要不足，在于它企图把包括文艺复兴时期在内的整个文学全纳入到官方文化的框架内”。他的极富特色并有深远影响的“狂欢化”理论，就是由对民间文化的长期观察和思考中提炼、抽象出来的。他提出的“必须对整个艺术和意识形态的把握方式加以实质性的变革，必须对许多根深蒂固的文学趣味要求加以摒弃，对许多概念加以重新审视，重要的是，必须深入了解过去研究得很少而且肤浅的民间诙谐创作”，虽然是就拉伯雷研究而说，显然也表达了他的文学理论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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