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文学理论家看到的文学景象可能是很不一样的，文艺理论家的文学理念制约他心目中文学疆域的范围。一个读者和一个文学家，把散曲、戏曲、小说排除在文学领域之外，那是他个人的事；一个文艺理论家如果只爱温柔敦厚、高雅蕴藉的文学作品，也难以深责：倘若有人自己除却雅言不屑知，还不赞成、不支持别人了解、研究、分析“雅言”之外的文学世界，能说那不是一个问题吗？

　　对于需要改变文艺理论研究的立脚点狭窄的状况，对于应该重视民间通俗文学的看法，当然有人可以不同意，可以反驳，可以认为我们的文艺理论的基础并不狭窄，可以主张大众通俗文艺不值得文艺理论去关注，那么，他就应该去论证自己的观点。但是，李、熊文章不是这样做，而是转换了论题，他们说：“王先霈强调每个文学理论家批评家承认文学世界的整体存在，虽然看到了文艺世界的联系，但却没有看到文艺世界的差别。王先霈所说的文学世界的全部、整体既有好的和真的文艺现象，也有坏的和不真的文艺现象。……文艺批评家如果承认文学世界这个整体的存在，即存在即合理，而不是激浊扬清，就不但放弃了真正的文艺批评，而且不可避免地陷入自相矛盾中”，“文艺批评家对文艺现象不可能不分好坏真伪地照单全收”。我在他们的文章中没有看到两位作者怎样证明上述论断，为什么说承认整体就是没有看到差别、就必定放弃了文艺批评。他们没有举出，我，或者别的哪个研究者，在什么地方说过，文艺理论研究要对文艺现象“不分好坏、真伪地照单全收”。李、熊文章中所说，“王先霈强调每个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应充分注意自己身边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并从中提炼出新的美学原则”，更是使我觉得十分讶异！我的那篇文章说，今天的理论家对身边“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应给予更充分的注意。是紧接在举出李贽的言论之后。李贽在16世纪浓厚的崇古非今的氛围中，改变文艺理论的关注点，提出“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变而为传奇，变而为院本，为杂剧，为《西厢曲》，为《水浒传》”。传奇、院本、杂剧、小说，就是他所指的需要下大力气研究的“至鄙至俗、极浅极近”的文学。历史证明，那些才是最能标志元明文学崭新创造的作品，也因此，李贽等人才实现了他的时代文艺理论的新变。参照古今中外的经验，我们现在的文艺理论也有必要扩展自己的立脚点。我那句话的原意是很明白的，李、熊文章却让读者把“至鄙至俗、极浅极近”与“坏的文学”联接上，这样的做法，在学术讨论中很不严谨。

　　这里，不妨进一步说说我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展开的意思。我不止是从来没有、也不会强调“每个”研究者都应该研究通俗文学，也不认为“每个”研究者都必须以高雅文学为研究对象。文学世界极其丰富复杂，“每个”研究者选择什么题目，别人何苦去指手画脚！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有限，对于多数研究者来说，集中思力、笔力在较小的题目上，取得有特色的、经得起时间淘洗的成绩的几率更大。我曾在不同场合引用汤用彤先生的话：如果是第二等的天资，就老老实实做第二等的工作，有可能产生第一流成果，勉强去做第一等的工作，则往往第三流的成果也拿不出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评说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之所以能创造一个学术高峰的缘由：“……戴东原一派的学风，专作窄而深的研究，所选的题目或者是很小的，但在这个题目的范围内，务把资料搜齐。类书式的案而不断他们是不肯的，但判断总下得极审慎。所以他们所著虽多属小篇，但大率都极精锐。”梁氏这些话，对当前很有些浮躁的学风很有针砭作用。做宏大的题目固然不错，做较小的题目也未必一定输人一筹。我主张的是，手里做小题目，心里不忘大背景。我在那篇文章中说的是：“每个文学理论家批评家往往有自己关注和熟悉的专门领域和研究重点，但他的心里要装着文学世界的全部、整体，就是说，要意识到、要承认整体的存在。什么叫做‘全部’文学现象？这并不是一个数量问题，而是一个文学理论观念问题。……当今文学理论家遭遇的困境是。文学和非文学界限不清，并且有日益模糊化的倾向。根据传统观念不能进入文学殿堂的文本，如今却在社会文化生活中、在大众的文学接受中占据了显赫的地位，而传统文学观所重视、珍视的文本，则每常受到冷落。这就使固有的文学理论不但感觉窘迫，而且面临自身生存的危机。”这些话，我现在依然不觉得有什么错误。事实上，十多年来。文艺理论界不少人已经在努力回答当代文化生活实际提出的这个问题，用各自不同的阐述，在争论中推进文艺理论的变革。

　　文艺理论要想创新，不能不关注文学创作的变化和文学接受的变化。关注并不等于对于新发生的现象的全盘肯定，而是紧紧追踪，客观地分析，然后作出判断，提出超越前人的新鲜见解。理论应该研究各种文学现象，而不是限于某一两类；文学史应该论述各类作家作品，不应只限于著者认为的优秀者，更不应该只是研究某一流派。这里当然说的是理论和史的整体，不是某一位学者的研究范围。对于单个研究者来说，他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与他想要提倡什么，也是两个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文化圈文学理论的整体，如果长期专注于某一种两种文学现象（比如现实主义，比如所谓雅文学），忽视其他（比如现代诸流派，比如俗文学），则其理论很难避免偏颇狭隘。文学研究者首先是欣赏者，会有自己个人的审美趣味，作为欣赏者偏爱某一类题材、体裁、风格的作品，也在情理之中；作为研究者，就不能不考虑所研究的每部文学作品、每类艺术风格的社会认同度。臧克家谈到，毛泽东虽然不愿看白话诗，但提倡写白话诗；林克回忆：毛泽东曾说，让我看白话诗，给我一百块大洋我也不看。毛泽东给《诗刊》的信中则是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为这种体裁束缚思想，又不易学。”他把个人的趣味与对文学创作和接受的整体判断明确地分开来。至于专业的文艺理论研究者，不论其个人艺术趣味如何，对于数量庞大的社会大众喜爱的风格、类型，最好是知道这种时时变化中的情况的存在，并且对于有人长期关注、认真研究大众审美接受持理解和支持的态度。早在1935年，本雅明就在《技术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里提出，复制技术的发展改造了艺术作品的影响模式，从而影响到了艺术的本质特性。他在那篇打开理论新路的文章末尾说，当时有的理论家“紧抓住电影的肤浅性不放”，对摄影是否是一门艺术作了许多“无谓的探讨”，那些人指责大众以看电影作为“根本不要求全神贯注”、“不要以理解力为前提”的“打发时间的活动”，“没有点燃人心灵的火焰”，却不去考察摄影、电影是否使“艺术的整个特质”发生改变。他说，这些人的指责、评论，“纯属陈词滥调”。他的“大众是母体，当今对待艺术作品的各种传统行为都从此生发。量已经突变为质，参与群众的激增引起了参与方式的变化”的论断，“在消遣中接受——这在所有艺术领域中都越来越受到注目”的论断，在文学艺术生产被纳入文化产业机制的今天，更加显示出预见性。将近80年过去了，现代传播技术使大众的文学艺术接受发生了远远超过本雅明时代的变化，文学艺术的性质、特征有没有变化，有怎样的变化，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怎样应对这种变化，是不应回避的研究课题。研究者的职责不是指责大众的肤浅，而是探寻文学满足大众娱乐消遣的正当需要的同时，提升作品思想和审美价值的创新之途。

　　人们常说的“通俗文学”，是一个笼统的概念，通俗主要是就其形式的易于接受而言。通俗文学包含许多不同层次，有深入浅出、思想内涵很深刻的，雅俗共赏，成为了经典，也有浅俗、低俗的，还有恶俗的。文学写作与文化商业发生联系之后，浅俗作品的大量产生难以避免，它们满足社会较低层次的审美需求，也自可有其认识的和教育的作用，不必也无法禁绝。低俗作品有消极作用，恶俗作品诲淫诲盗，则必须明确反对。对于浅俗、低俗的作品，乃至对于恶俗的作品，都可以也应该作为文艺理论批评的研究对象，对之也应该作全面的科学的分析，有些文学研究大家正是这样做的。钱钟书1979年访问美国，指点一个研究《平妖传》的美国女博士生，说它是明代最好的一部小说；又向加州大学比较文学的研究生谈《肉蒲团》，说它最成功的地方是文字简洁流畅，隽永风趣，自有其严肃的一面。这些自是钱先生的一家之言，但他作为严肃学者眼界的宽阔，足以引发我们认真思考。鲁迅曾用心访求《何典》，刘半农校点出版，使他“很喜欢”。毛泽东在40年代初特地派人送给两个儿子阅读的不算太多的书里，就有《何典》、《兰花梦奇传》、《峨嵋剑侠传》、《小五义》和《续小五义》、《薛刚反唐》、《侠义江湖》等等为诸种文学史所忽略的作品。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在“清之人情小说”和“清之狭邪小说”两篇里，评述了不少二三流的小说，这给力求全面、避免单一的文学史的写法树立了一个坐标。鲁迅认为，研究有害的文学作品是学者的职责之一，他说：“青年为了要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有害的文学铁栅是什么呢？批评家就是。”文学批评家要造起这样的铁栅栏，不能不细读精研就下结论，不能不实事求是地作冷静全面的科学分析。鲁迅谈到文学翻译时又说：“我们先前的批评法，是说，这苹果有烂疤了，要不得，一下子抛掉”，他主张的做法是“倘不是穿心烂，就说，这苹果有着烂疤了，然而这几处没有烂，还可以吃得”。这也适用于对待一部分低俗、恶俗作品的态度，与钱钟书肯定《肉蒲团》的某些可取之处一致。文艺理论研究文学，不是仅仅研究成功之作，多年以来，我们的大量的文学史，成为单纯的优秀文学的历史。其实，对于干部一腔、千人一面的才子佳人小说一无所知，对明末清初一些风月小说一无所知。很难对《红楼梦》的出现及其创新有深入的认识。我国古代的史书，既为作者尊崇的明君、忠臣、循吏立传，也为作者贬责的昏君、奸臣、酷吏立传。刘知几《史通》提出“善恶必书，斯为实录”。是否可以设想，也有这样的文学史，它用相当的篇幅有选择地介绍评述低俗的、恶俗的、有害的作品，给以有说服力的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完整地阐述文学发生和发展的规律。

　　李、熊两位文章中提到“消极的、有害的、异己的文化”、“异质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的“不良影响和侵蚀作用”。我想，他们的本意是在维护文学的意识形态的纯洁性，那无疑是应该大力肯定的。不过，讨论文学艺术，我觉得慎将“异己”、“异质”一概作为排斥对象为妥。异质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是现代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我国许多学者从诸多学科视角研究开放时代异质文化的关系，取得可喜的成绩，这是我们略微涉猎近一二十年来的学术出版物和期刊就不难看到的。对本土的主流文化的选择改造能力、消化容纳能力怀有信心，既不要见异思从、见异思迁，也用不着见异思堵、见异思斥。总之，关注多种文学现象，研究者胸襟开阔，文艺理论立足于宽广的实践基础之上，得出的结论更加牢靠，理论更能得到发展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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