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世界书局出版了徐伟编著的《欧洲近代文学史讲话》，该书共186页。同样，囿于篇幅，徐氏对奥斯汀的介绍略显简短，且侧重于对奥斯汀风格的讨论，较为泛泛。1948年，柳无忌、曹鸿昭翻译的《英国文学史》（A history of English literature）出版，该书原作者为莫狄（W.V.Moody）和勒樊脱（R.M.Lovett），由国立编译馆出版、商务印书馆印行。这部书虽是译本，但在当时被定为大学教科书使用，因此影响了一批从事英国文学研究的学人。该书将作者姓名译为“瑾奥斯汀”，这已经与现代通用译法相当接近了。该书大致介绍了奥斯汀的写作主题是“生活与爱情的真相”、写作范围是“乡间生活”，并且指出奥斯汀写作的优缺点。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专门讨论了奥斯汀的写作技巧和构思，指出她的作品“结构正确，形式对称”，这是“法国文学所常有的，在英国文学中尚属罕见”，这一讨论当属较早的奥斯汀小说修辞批评。该书也指出了奥斯汀的不足，编写者认为奥斯汀“缺乏对于外界大自然的情绪”，“很少有热

　　情”而表现情感的文字“大都失于勉强，不脱传统的俗气”，这段评论虽然还需斟酌，但是其中体现出的批评精神却是值得今人学习的。此后，1946年，大东书局出版了柳无忌编著的《西洋文学的研究》；195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戴镏龄译自苏联阿尼克斯特的《英国文学史纲》，但是这两部著作均未提及奥斯汀。

　　二、简·奥斯汀与文学家、翻译家

　　除正统的文学史之外，民国时期的文学家也开始把奥斯汀的小说介绍给国内读者，这些学者大多有出国留学经历，譬如徐志摩、陈西滢、杨绛等。奥斯汀的笔下，一派淡烟流水画屏幽的英国景致，让这些文学家爱不释手；奥斯汀的文笔，简洁优美，又是极好的英文学习范本，如吴宓执教时，就把《傲慢与偏见》引进到国内的英文课堂，这可能也是如今“奥斯汀热”的缘由之一吧。

　　1928年12月，徐志摩在苏州女子中学的讲演中，提到了奥斯汀。这篇讲演稿经整理后刊发于1929年10月《新月》第2卷第8期。在这篇讲演稿中，徐志摩鼓励女中的学生不要因为自己是女子而荒废了才情。旧制度虽然顽固，但是女子自己应当有勇气求学问、见个性。谈到外国女子的处境时，徐志摩认为外国女子的解放也不过是近百年的事情，她们的处境未必比中国好多少，比如奥斯汀：

　　再说近一点，一百年前英国出现了一位女小说家，她的地位，有一个批评家说，是离着莎士比亚不远的Jane Austen——她的环境也不见得比你们的强。实际上她更不如我们现代的女子。再说她也没有一间她自己可以开关的屋子，也没有每年多少固定的收入。她从不出门，也见不到什么有学问的人；她是一位在家里养老的姑娘，看到有限几本书，每天就在一间永远不得清静的公共起坐间里装作写信似的起草她的不朽的作品。……所以你们得记得就在英国，女权最发达的一个民族，女子的解放，不论哪一方面，都还是近时的事情。女子教育算不上一百年的历史。女子的财产权是五十年来才有法律保障的。

　　徐志摩把奥斯汀当作是第一位女性的“成家的作

　　者”，这是极高的评价。更难能可贵的是，他能看到这位奇才异赋的小说家作为女性，仍然受到了各方面的限制。徐志摩的评论与女权主义者似有偶合；不过，与现代批评家相比，徐志摩的评论多了几分切己的柔情，少了一些咄咄逼人。徐志摩讲演所在的苏州，恰恰是一位女才子——杨绛读书生活的地方，杨绛也非常推崇

　　奥斯汀，在1982年第3期的《文学评论》上，她撰写了《有什么好？——读小说漫论之三》，从情节、修辞、主题等方面为奥斯汀的小说正名。

　　说起来，奥斯汀生活的英国农村，倒是像极了江南水乡的恬静与灵动。另一位江南才子陈西滢，也是奥斯汀的忠实拥泵。陈西滢是江苏无锡人，出生于1896年，他十六岁赴英国读中学，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和伦敦大学，二十六岁博士毕业后回国后曾在北京大学外文系教书。温源宁在《一知半解》里曾提到陈西滢对奥斯汀的偏爱：“跟他宠爱的三位作家——珍·敖斯敦，贺·乔·威尔兹，和安那脱尔·法朗士一样，陈先生在言语和行动上充分表现出来‘理智与情感’，但是，在对人对事的看法上，也跟那三位作家一样，显示了不少‘骄傲与偏见’。”《非常道：1840—1999的中国话语》里也记载了这样一件轶事：张奚若和金岳霖是好朋友，但有的时候也吵架，有一次争论时，金岳霖说张真是充满傲慢与偏见，张奚若马上说，你才真是缺乏理智与情感。这些名流之间的打趣，都套用了奥斯汀两部作品的名字，真真别具趣味。这位善于戏谑的英国才女倘若有知，也会抿嘴一笑吧。

　　如今，奥斯汀的小说有多种译本。比如《傲慢与偏见》，仅一再再版的经典译本就有若干种，包括1955年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出版的王科一译本、1990年7月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孙致礼译本、1993年7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张玲、张扬译本等，除此以外，每隔几年还会出现一批新的译本。那么最早的奥斯汀小说译本出现在何时呢？根据现有资料，1935年，两种《傲慢与偏见》译本出版，当属时间最早的版本。这两种译本一部由董仲篪译、张谷若校，一部由杨缤译、吴宓校，分别由大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出版。据1936年《国闻周报》

　　第13卷第33期的书评《评〈傲慢与偏见〉的两个译本》，杨缤是吴宓文学课的学生，受吴宓的影响，杨缤从1927年至1928年开始动笔翻译《傲慢与偏见》，译出以后也由吴宓逐字修改，历经六年时间；董译从1933年开始翻译，1935年出版。这篇评述指出：“‘杨译’高出‘董译’多多！”只可惜由于年代较早，现在很难找到董仲篪的译本，也无法做出比较评述了。1945年，《改进》第11卷第2期刊登了《班奈德夫妇》（即《傲慢与偏见》）第一章，译者为许天虹。许氏的译本以直译为主，个别语言略显生硬。此外，傅雷曾经希望宋淇能够翻译奥斯汀的作品，在1951年7月28日的书信中，他提道：“我想写信给她（杨绛），要她把简·奥斯汀的作品归你译，则将来出版时不致成问题。”据宋淇的儿子宋以朗回忆，宋淇最喜爱的作家就是奥斯汀。宋淇的好友夏志清也很鼓励他阅读奥斯汀，宋淇学习诗歌时，夏志清曾经说：“有这份时间，不如去重读奥斯汀的六部小说，以前读的时候喜欢，重读心得一定更多。”大概是缘分不到，宋淇最终没有动手翻译奥斯汀，但是他始终很关注奥斯汀作品的译本。他自嘲害怕友人笑话他，“对这位两百年前的英国女作家未能忘情，一见新译本就有‘髀肉复生’之感”。1989年，宋淇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文通讯》第11期发表文章《为简·奥斯汀叫屈》，讨论了台湾译本对大陆译本改译、重译中存在的问题。当然，《傲慢与偏见》是最早受到翻译家关注的小说，其他小说译本的年份都稍晚一些。1958年，麻乔志翻译的《诺桑觉寺》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1982年5月，刘重德翻译的《爱玛》由漓江出版社出版；1983年12月，王雨棠翻译的《理智与情感》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2月，孙致礼、唐慧心翻译的《劝导》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84年5月，秭佩翻译的《曼斯菲尔德庄园》由湖南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至此，奥斯汀最主要的六部小说都有了中译本。1999年，朱虹编选的《奥斯汀精选集》由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首次收录了《沙地屯》和《苏珊夫人》的译本，译者为常立、车振华。2007年4月，奥斯汀书信选集由新星出版社出版，译者为杨正和、卢普玲。遗憾的是，奥斯汀少年时期的习作以及未竟遗作《华生一家》均无中文译本，奥斯汀书信也尚无中文全本译本。

　　这个时期，关于奥斯汀的评论也开始散见于各大文艺期刊。杨缤在《出版周刊》1935年第135号发表了《撷茵奥斯登评传》，详尽地介绍了这位英国女作家，包括奥斯汀的成长经历、写作时间、小说风格，后世评价等，并着重介绍了《傲慢与偏见》这部小说。杨缤作为小说的译者，对小说本身的理解要更为直观、透彻，这篇评论生动细致，本身就是一篇精美的散文。在1937年《书人月刊》第1卷第1期，程忆帆对《爱玛》作了如下的述介：“‘爱玛姑娘’文字好简洁！好写意！好像紧凑的对话不常见，也许是我走马观花的缘故。我当然喜欢她，奥斯汀！并且对她有多少了解。读她的东西不需要苦恼。”这几句评价虽然很短，却仿佛道出了所有奥斯汀粉丝第一次读到她的小说的感受。在1947年第3期的《妇女文化》上，陈克环撰文《爱玛——简·奥斯汀的杰作》，介绍了爱玛的故事梗概。吴景荣刊登于《中国青年（南京）》1947年第5期附刊的《论简·奥思亭》详细介绍了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爱玛》和《劝导》三部小说以及相关评论。与其他评论不同的是，吴氏在文章中引用了好几处小说文本，包括当时还没有译本的《劝导》。1947年，《读书通讯》第146期刊登了朱有琮的文章《奥斯汀的代表作——傲慢与偏见》。朱氏介绍了奥斯汀的生活背景——“牧师的庄园，遍植着榆树，绿阴深处，浅草如茵”，奥斯汀的小说成就——“英国小说完全脱离神话传奇的阶段，进入写实及心理分析的新领域。当以奥斯汀为第一人”，他把奥斯汀与《红楼梦》相比较——“一部的作品《红楼梦》，若以其情节而论，并无引人入胜之处，可是细心的读者，在字里行间，还味出人情事理……奥斯汀在写作艺术上的成就，也有类乎此。”1948年，林海在第3卷第1期《时与文》撰文《〈傲慢与偏见〉及其作者》，常风在1948年第3卷第3期的《文学杂志》撰文《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都介绍了《傲慢与偏见》一书。

　　从晚清民国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学者开始接触、学习西方文化。谢六逸、郑振铎、曾虚白、徐伟等是第一批用汉语编写西方文学史的学者。在当时政局动荡的情况下，这些学术前辈克服了种种困难，撰写关于奥斯汀的评介，为我们后人提供了学习的宝贵材料。徐志摩、陈西滢、杨绛等文学家，都曾在英国学习，他们在文学创作中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他们对奥斯汀的喜爱直接影响了国内的文学读者。此外，杨缤、麻乔志、刘重德、孙致礼等翻译家不畏艰辛，将奥斯汀的小说用优美的汉语翻译出来，使国内更多的读者得以阅读奥斯汀。正是由于这些学者、文学家和翻译家的努力，读者开始了解这位英国才女独特的小说创作，了解英国

　　乡村的婚丧嫁娶、礼尚往来等风俗，也开始接触到一个宁静的小世界——这与狄更斯、劳伦斯笔下那充满争

　　斗和矛盾的世界全然不同，却和中国古典文学颇有相通之处。也正是如此，这个英国的“小姑娘”从西方漂洋过海，来到了遥远的中国，又经过历代学人的译介，成为了如今读者熟知喜爱的“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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