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章太炎主张以“训诂求是”来救文弊，反对表象主义，反对俪词华采和虚言夸语。这从表面上看，有反修辞的倾向。其实不然，相反，他对文学修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其所论之“训说求是”之文，即注、解、论体、杂文以及历史、典章等质朴之文体。章太炎对“训说求是”之文的重视，是对质实文风的认同。究其原因，首先是他基于对言语、文字关系的认识；第二是其朴学家的身份所致。

　　关键词：章太炎 质朴文风 文体

　　章太炎的文学语言观，主要表现在《正名杂义》一文中。其主要观点有三：一是言语不能无病；二是文辞愈工者病愈甚；三是文辞要“尚训说求是”。究其实质，则体现了其以质实文风济世的情怀。

　　一“训说求是”论

　　章太炎以为言语不能无病。言语有假借、引申之义，由此便产生表象主义之弊，从而不能准确表达事物本义。他考察了文字产生的历史，认为造字之初，文字多是象形、指示、会意、形声，都以事物本义为准。但到了后来，为满足说话、记事的要求，假借、引申就多了起来，即所谓：“六书初造，形、事、意、声，皆以组成本义；惟言语笔札之用，则假借为多。”①

　　随着社会的发展，事物种类也在不断增长，动植、金石、械器之属，已经不能尽有其名。有具象可依的事物尚且不能有专名，更何况没有具象的，就更谈不上有专名了，因此只能假借他名来表达：“人事之端，心理之微，本无体象，则不得不假用他名以表之。若动静形容之字，诸有形者以不能物为其号，而多以一言概括；诸无形者则益不得不假借以为表象，是亦势也。”②

　　章太炎援引日本学者姊崎正治之说来说明假借的弊端。姊崎正治认为用语言表达人世的精神现象、社会现象，就必然会产生病质，他说：“言语者，本不能与外物泯合，则表象固不得已……生人之思想，必不能腾跃于表象主义之外。有表象主义，即有病质凭之。”③ 既然必须假借他名来表达精神现象和社会现象，那么，产生表象主义的弊端也就不可避免。章太炎对姊崎正治的观点深表赞同，认为“其推假借引申之原，精矣”④。章太炎据此推断：假借他名来表达自我，本来就有缺陷，借他形以表现自己的表象主义也是如此。

　　语言的表象主义之弊直接影响了文辞。“庶事繁兴，文字亦孳乳，则渐离表象之义而为正文。……而施于文辞者，犹习用旧文而怠更新体。由是表象主义日益浸淫。”⑤ 随着世间事物的增加，表达这些事物的文字数量也在增加。这样，一些以前用假借、引申得名的事物，就有可能脱离表象而获得新名，用新造文字来表达本义。如“意”假借“能”来表示，后来有“”字专表“意”，“”成为“意”的正义。但是，这些字在用于文辞时，往往又袭用旧字，如有了“”字专表“意”，但进入文辞时仍袭用“能”字。如此长期不用能表正义的新字，而袭用以前的假借、引申字，致使文辞的表象主义之弊日甚。

　　“文辞愈工者，病亦愈剧。是其分际，则在文言质言而已。文辞虽以存质为本干，然业曰‘文’矣，其不能一从质言，可知也。文益离质，则表象益多，而病亦益笃。”⑥ 文辞越是工整，表象主义之弊就越深，这是事态发展的必然。然而，文辞要存质为职，就应用质言来表达事物本义，反对表象主义。但是，文辞用文字来表达事物，实不可能做到完全契合事物的本质，而必须借助表象主义。这样来说，文辞越工整，它就离本义越远，表象主义之弊也就愈加深重。故章太炎断言：“赋颂之文，声对之体，或反以代表为工，质言为拙，是则以病质为美也。”⑦ 也就是说，文辞的本职是存质的，以讲求声韵和对偶的赋颂就违背了文辞的本职。他还以为文辞沾染表象主义之弊已久，“非独魏、晋以后然也，虽上自周、孔，下逮羸、刘，其病已淹久矣。……而病质亦于今为烈焉”⑧。

　　既然文辞浸染表象主义之弊已久，如今怎样才能使文辞回归本职，解除表象主义之弊呢？章太炎认为“去昏就明，亦尚训说求是而已。”⑨ 而“尚训说求是”，是要以知小学为前提的，因为知小学才能文辞雅训，才能做到综核名实。

　　在《文学说例》中，章太炎指出：“世有精练小学拙于文辞者矣，未有不知小学而可言文者也。”⑩这是说，言文者必须要懂小学，知小学者才能行文。他还以文学史实证明他的论断：“汉世相如、雄、固之属，皆尝纂《凡将》训《苍颉》，故其文辞闳雅，知言之选。唐时乐文采者，犹云‘宜略识字’……两宋以降，斯道渐普，然有所述作，犹号曰古文辞，其称谓不能无取于坟籍。既昧雅训，则讹舛狂举者众。”{11}汉代司马相如、扬雄、班固文辞闳雅，是因为他们都懂得小学，深知选取质言。到了唐朝，好施文采者还知道应该懂点小学。两宋及以后，有所著述，特别是称为古文辞者，都不能无取于典籍。既然违背了雅训的原则，文辞的错误就自然很多了。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中，他也有相同的表述：“文辞的根本，全在文字，唐代以前，文人都通小学，所以文章优美，能动感情。两宋以后，小学渐衰，一切名词术语，都是乱搅乱用，也没有丝毫可以动人的地方。”{12}之后，他也多次谈到懂小学对为文辞的重要性，如《与邓实书》：“以为文生于名，名生于行，形之所限者分，分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谓之知文。小学既废，则单篇落，玄言日微，故俪语华靡，不揣其本，而肇其末，人自以为卿云，家相誉以潘、陆，何品藻之容易乎？”{13}

　　章太炎依此衡量自己的创作，曰：“先求训诂，句分字析，而后敢造词。”{14}在《与邓实书》中，他也明确表达此意：“向作《书》，文实闳雅，箧中所藏视此者亦数十首，盖博而有约，文不奄质，以是为文章职墨，流俗或未之好也。”{15}其心目中完美的、无愧文苑的文辞，就是用字闳雅的，如《书》。

　　为此，章太炎表达了对宋学的不满。他说：“自衰宋自今，散行沓，俪辞绲，《苍》、《雅》之学，于兹歇绝。而讦诞自壮者，反以破碎讥往儒，六百年中，人尽盲瞽，哀哉！”{16}对于宋学家讥评汉学，章太炎感到愤慨并回护说：“戴先生起自休宁；王、段二师，实承其学；综会雅言，皆众理解，则高邮尤懿矣。不及百年，策士群起，以衰宋论锋为师法，而诸师复受破碎之诮。顾彼完具者安在？”{17}这里虽然夹杂着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但章太炎讨厌宋学是事实，其理由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宋学不通小学。

　　章太炎主张以“训诂求是”来救文弊，反对表象主义，反对俪词华采和虚言夸语。这从表面上看，有反修辞的倾向，而实际上，他对文学修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对文辞闳雅、古文义训的追求，都希望做到一事一词。正如他在《正名杂义》里面所列举的例子，刻玉为“琢”，刻竹为“篆”等，都是能准确表达本义的。

　　二、崇尚质实文风

　　章太炎倡导用“训说求是”之文来纠正文辞表象主义之弊，那么“训说求是”之文到底为何物呢？《正名杂义》有一段文字曰：

　　去昏就明，亦尚训说求是而已。自昔文士，不录章句。而刘彦和独云：“注释为词，解散论体，杂文虽异，总会是同。”（原注：《文心雕龙·论说篇》）斯固文辞之极致也。若郑君之谱《毛诗》、公彦之释《士礼》，武子之训《梁》，台卿之读《孟子》，师法义例，容有周疏，其文辞则皆然信美矣。当文学凌迟，噪人喋喋，而欲渐持名实，非此莫由也。{18}

　　章太炎十分欣赏刘勰肯定注、释、论体、杂文等文学价值的观点，认为刘勰的这一认识是卓绝的。接着，他又称赞郑玄、贾公彦、范甯和赵岐等人之作都有师法，且文辞信美。如今文辞衰落，虚言浮词遍行，要使文辞返归质实、脱离表象主义之弊，只有崇尚“训说求是”之文。由此可见，章太炎所讲的“训说求是”之文，就是注、解、论体、杂文以及历史、典章等质朴的文体。

　　这些还可以从他的文体分类中看出。在《文学说略》里，章太炎对文学做了具体的分类：文包括成句读文和不成句读文，不成句读文包括图书、表谱、簿录、算草。有句读文分为有韵文和无韵文，有韵文包括赋颂、哀诔、箴、占繇、古今一体诗、词曲；无韵文包括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小说六类。学说又有诸子、疏证、平议之分；历史有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国别史、地志、姓氏书、行状、别传、杂事、款识、目录、学案之分；公牍有诏诰、奏议、文移、批判、告示、诉状、录供、履历、契约之分；典章有书志、官礼、律例、公法、仪注之分；杂文有符命、论说、对策、杂记、述序、书札。{19}在章太炎的“文学”家族里，除了一般的文辞外，还有历史、学说、公牍、典章、杂文等文体。一般意义上的文辞，不过是“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不仅如此，这众多文体的地位也是不一样的。学说、历史、典章、公牍等被他视为鸿儒之文，为文之上品，而文辞排诸其后，至于报章文、小说更是文之末物。他说：“文胜为史，而《七略》传《太史公书》于春秋。然则本六艺以述纪传，其余绪为文辞。”{20}“人学作文，上则高文典册，下则书札文牍而已。”{21}对于当时将经、传、解故、诸子等排挤出文学之外而只以论说、记叙等文体为文的做法，他表示非常不满，云：“鸿儒之文，有经、传、解故、诸子，彼方目以为上第，非若后人摈此于文学外，沾沾焉惟华辞之守，或以论说、记序、碑志、传状为文也。”{22}这是说，将鸿儒之文排诸文学之外，当然是不能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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