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研究志愿服务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文化，对建国以来志愿行为文化萌芽期的模式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辩证性的分析，对志愿行为文化高速发展期的起步探索、组织推动、规范发展、社会体系四个阶段的历史演进模式予以梳理，分析其阶段性的发展特点，从传统伦理文化传承、非营利性组织发展、公民社会构建与社会治理、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等角度审视志愿行为文化的发展条件。

　　关键词：志愿行为文化；历史演进；发展条件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8268（2014）02012706

　　志愿文化是在长期志愿服务实践中逐渐形成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社会氛围、制度环境、运行机制、形象认同等精神活动和现象的统称，具体包括物态文化（文化事物）、制度文化（政策法规）、 行为文化（行为模式和特点）、观念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四个层次内容。本文指向志愿服务与之相适应的行为文化的历史实践及其发展条件。

　　一、中国志愿行为文化的演进模式

　　（一）我国志愿行为的萌芽期（1949—1986年）

　　在建国初期，高度集中的传统计划经济模式下的志愿行为，人们多忽略“志愿”的涵义，而更多理解为政治性的活动。定义萌芽期的志愿行为，应包括以下要素：必须是对社会发展存在积极作用的公益性活动；可以是举国体制下的政治要求，但活动的参加人必须出于自愿；借助一定的活动载体，彰显现代志愿精神。

　　1.建国初期人民群众自愿而义务参与的政治运动中初现志愿行为雏形

　　建国初期的爱国卫生运动是一场空前的技术防疫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爱国运动，全国各阶层人民都自愿而义务地行动起来除四害、讲卫生、消毒防御、消灭疾病，这场动员举国上下参加的改善城乡环境卫生、提高人民群众抗病御病能力的政治性运动还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当时广大人民群众自觉自愿、加班加点、不计报酬、义务性的行为，在这场全国城乡卫生建设活动中初现志愿行为的雏形。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人民群众创造了许多把爱国热情和爱国行动紧密结合起来的志愿活动形式：学校师生和文艺工作者利用业余时间纷纷组成宣传队上街下乡进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各行各业增产节约支援前线，各界群众自发组织慰问回国治疗休养的志愿军伤病员，成千上万的农民、铁路员工、汽车司机、医务工作者分别组成运输队、医疗队、担架队，志愿开赴朝鲜前线担任战地勤务工作等。亿万群众自愿而义务地行动起来，尽自己所能投入到保卫祖国、建设新国家的神圣事业中，彰显出中国各阶层人民的高度爱国热情和无私奉献精神。

　　2.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社会各领域的志愿行动雏形对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积极意义

　　（1）经济建设领域，在全国各地工矿企业努力恢复生产的热潮中，工人群众以高涨的劳动热情和主人翁责任感，不计工时，不计报酬，献交器材，投入到抢修设施、修复矿井的工作中，为我国建国初期工业生产的迅速恢复做出了巨大贡献[1]。（2）农业生产领域，1955年北京青年志愿垦荒队奔赴北大荒，迅速掀起全国性垦荒热潮，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全国共计20余万青年人投身到垦荒事业中，他们不仅在经济上取得突出的成绩，而且在精神上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财富——以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为核心的“垦荒精神”。（3）医疗卫生领域，1963年，中国赴阿尔及利亚赛义达医院医疗卫生合作队开启中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医疗援助的先河，中国援外医疗队在国际援助中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他们高尚的医德医风、精湛的医疗技术、无私的奉献精神受到了广泛的赞扬[2]。（4）军事领域，“南京路上好八连”十几年如一日，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热爱人民、助人为乐，在上海南京路上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5）教育科技领域，1974年起，大批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到西藏支援教学，推动和加强西藏教育事业的发展，1981年起，民主党派和工商联开展“智力支边”，既帮助了边疆地区进行经济建设和人才培训，还增进了民族的团结和友谊[3]。

　　3.学雷锋活动是计划经济时代志愿服务最基本的行为方式

　　1963年，毛泽东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学雷锋活动开始在神州大地兴起。上世纪80年代，中国涌现出张华、朱伯儒、张海迪、赖宁等雷锋式人物，不断把新的内涵注入到雷锋精神之中，成为团结、友爱、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关系的象征。1981年，“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积极行动起来，“红领巾小队”、“学雷锋小组”等纷纷走上街头，这些都成为共和国历史上令人难以忘怀的记忆。学雷锋活动是亿万人民参加的群众性思想道德实践活动，虽然活动承载了比较多的政治内容，但是作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精神成果的雷锋精神，它标志着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化转型取得了初步的成绩，为促进全社会形成文明道德风尚做出了重要贡献。以事业为载体的当代志愿行为文化是在学雷锋活动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志愿精神承接雷锋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核心精神、“艰苦奋斗”的基本特征、“服务社会、服务大众、服务他人”的实质，在价值理念、精神内核和时代内涵上都使以人物为载体的雷锋精神有了新的发展和创新。

　　建国初期高度集中的体制，使政府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而使社会自主性严重缺失，国家获得对社会资源的全面控制，现代社会所萌生的慈善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及其义举、民间群众自发的志愿行为也全部被纳入国家统治范畴中。萌芽期志愿行为由此而产生一些问题：其一，萌芽期一些志愿性的社会行为，与各级党团组织和政府统辖下的体制行为难以区分。比如，中国自1960年开始对非洲国家的医疗援助活动，诚然，这些医疗队的组建需要参与者具有志愿精神，但与志愿性行为相互依存、很难分辨的是，在参与者个人层面，行为原本就是医务工作者治病救人义不容辞的职务行为，在政府层面，行为本身也是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友好的外交事务和国际主义义务行为的一部分。其二，在这37年内，至少要减去文革10年及其前后若干年的时间。这一非正常时期，不仅不利于志愿行为的开展，而且阻断、扭曲乃至破坏了已积累十余年、且渐趋成型的新中国社会志愿行为文化的发展。其三，萌芽期的一些志愿行为，实际效果利弊混杂，需要具体分析、仔细鉴别，并给予准确评价。以学雷锋活动而言，由于自上而下的全国性宣传，党团组织的动员号召，学雷锋活动作为新中国集体主义社会背景下形成的具有高度政治色彩的志愿行为，对提升人的道德境界和推进助人为乐社会风气的形成具有显著成效，但对雷锋精神在诞生之初的宣传和塑造中，带有鲜明的阶级立场，这也对文革中所谓的“阶级斗争”错误思想产生过推波助澜的影响。随着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雷锋精神的阶级面相也逐渐被淡化，转而诠释为公民社会所弘扬的道德责任。

　　（二）我国志愿行为文化的高速发展期（1987至今）

　　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开始组建正式的志愿服务机构，这可以被视为当代志愿行为真正兴起的标志。二十余年来，志愿组织、志愿行为、志愿者的规模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由一元到多元，逐步搭起中国志愿行为文化的框架。从 1987 年开始，我国志愿行为文化的发展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起步探索阶段：伴随社区、青年志愿服务行为开展（1987—1993年）

　　1987 年，民政部提出要倡导民间的互助精神，要以灵活多样的社会服务形式，为居民特别是困难人群提供各类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1989年，天津市和平区新兴街道正式成立全国第一个“社区服务志愿者协会”，这标志着中国最早的志愿组织在社区服务层面诞生。这一全国首创的志愿服务模式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很快产生了极大的社会效应，其经验和模式迅速在全国范围内得到推广。与此同时，还有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就是由团组织自上而下领导发起和推广的活动模式。这首先由一批热心的青年率先探索，如1987年， 广州市诞生的全国第一条志愿服务热线电话“手拉手青春热线”，1990年，深圳市诞生的全国第一个正式注册的志愿者社团“深圳市义务工作者联合会”，1992年，广东省佛山市诞生的“义工团”[4]，1993年，共青团中央决定实施以“青年志愿者行动”为主要内容的“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铁路系统率先打出青年志愿者的旗号。中国青年志愿者从千里铁路大动脉开始起步，紧接着开展的一系列青年志愿活动，真正让志愿服务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认可，成为覆盖所有阶层和地区的全国性活动。

　　当代志愿行为文化的开端，依然延续典型的“自上而下”模式，志愿组织的发展主要依赖政府资源搭建成长平台，这种借助政府力量启动的行为文化，从发展的初期来说，确实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也有利于在短期内建立覆盖全国的网络和载体。但是，政府的烙印显然使行为文化难以摆脱行政力量的干预，政治色彩浓厚，“形式主义”滋生，负面批评也随之而来。“如果非营利组织必须提供政府资助的、大部分甚至完全由政府定义的服务，它们很难真正成为政府的‘合作伙伴’。更确切地说，它们应该被称为政府的‘代理人’。”[5]矛盾和困惑中，一方面，新型行为文化的起步探索，确实离不开政府指令性的启动和行政手段的推进；另一方面，个体所表现出来的守望相助的本能感知和助人自助中的快乐体验， 作为一种存在方式和行为模式，也在积极摸索摆脱传统计划体制观念限制和传统运行模式制约的出路，寻求另一种去行政化、体现独立性的成长方式。拓展志愿行为的领域空间，创新志愿行为的方法模式，广泛提高公民的参与程度等，都成为了当时志愿行为文化独立化与社会化发展的尝试和突破口。

　　2.组织推动阶段：志愿服务活动蓬勃开展（1994—2000年）

　　随着城镇化发展速度的加快，民政系统推动的社区志愿服务和红十字会推动的专业志愿服务迅速发展，许多社会专家开始进行调查研究，相应的制度和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同时，一系列由共青团组织发起的、以青年人为参与主体的、通过志愿服务方式为他人和社会提供帮助、推动社会良性运行的青年志愿服务活动亮相神州大地，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和认可，为志愿行为文化在中国的生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94年，团中央成立中国青年志愿者协会；1996年，团中央实施中国青年扶贫接力计划；1997年，江泽民总书记为“中国青年志愿者”亲笔题名；1998年，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成立；1999年，广东省通过国内第一部青年志愿服务条例；2000年，江泽民同志作重要指示：“青年志愿行动，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一项十分高尚的事业，体现了中华民族助人为乐和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是大有希望的事业。努力进行好这些事业，有利于在全社会树立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时代风貌。”[6]团中央志愿者协会把“奉献、友爱、互助、进步”作为中国青年志愿者精神，将每年传统的“学雷锋日”确定为“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日”，学雷锋活动在新的实践载体中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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