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演进与发展条件(2)

人气指数:点发布时间:2014-05-12 21:12 来源：http://www.zgqkk.com 作者：颜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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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推动的志愿行为在发展壮大到一定程度后，志愿行为单一的服务功能逐步向社会广泛拓展，志愿行为如何自主、持续而有序地发展，又面临新的考验：其一，志愿行为重点不能仅仅停留在声势影响力上，而是要向社会效益化进行转移，公民参与志愿行为的人数和时数要有科学的计量，对志愿行为所实现的独特社会效益能够进行科学的测评，行为文化作为维系社会发展的精神支柱给社会成员所带来的精神收获也需要社会评估。其二，如果行为文化持续发展的基础依旧是借助政府的推力，那么志愿行为独立性的社会化发展问题依然难以解决。实践往往会走在制度和理论之前，但是制度和理论研究必须要及时跟进以促进实践行为的开展。立足本土现实，吸纳国际惯例，志愿行为的制度建设迫在眉睫，制度文化是加速推进志愿行为有序规范前行的前提，社会公民制度化和日常化的参与应该成为志愿行为文化发展的重要保证。

　　3.规范发展阶段：志愿行为文化多元创新（2001—2007年）

　　2001年，志愿行动作为我国新时期一项重要的群众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活动被正式写入《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成为社会公民重要的道德实践载体，也标志着志愿行为打破了传统单一职能部门的限制，迎来了多元发展的时代。伴随着中国国际化程度的加深，中国志愿服务越来越重视引入国外的先进模式和经验，主动与国外志愿组织合作，源源不断地向国外派遣志愿者，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公益活动。2002年，中国“青年海外志愿服务”计划正式实施，青年志愿者无私的奉献精神受到国际社会的充分肯定和赞赏。同时，国内的青年志愿服务领域也在进一步拓展，打造出众多志愿服务品牌：“青年扶贫开发志愿服务”为促进我国贫困地区和偏远山区的脱贫和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青年社区志愿服务”为和谐社区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青年环保志愿服务”开展大量卓有成效的、促进人与社会和谐发展的志愿活动；“青年大型活动志愿服务”为诸多国内外大型活动提供热情、周到、高效、满意的志愿服务；“青年抢险救灾志愿服务”在突发的任务中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7]。

　　从发展模式上说，规范发展阶段的中国志愿行为文化模式处于行政启动推进模式与公民自觉行动模式交互存在、相互推进的状态中，在不同的领域，以某一种模式为主存在。理想的志愿行为文化，从个体的动因来分析，应该是公民以自觉的知识或自觉的思维方式为背景的一种自觉的存在方式和活动方式，也就是志愿行为主体内在的需求、认识、自省、反思及其生长的机制，是外在发动为主导模式的行为文化向着内在启动为主导模式的行为文化的转变。当公民个人权利和自身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实现后，他们的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感也会增强，社会成员的公共服务意识需要自主表现的形式，这种志愿行为内在发生的动力源不仅是完全有可能激发和实现的，而且应该成为志愿行为文化繁荣发展的坚实的社会心理基础。

　　4.社会体系阶段：全民参与时代的到来（2008至今）

　　四川汶川、青海玉树、四川芦山地震救援重建，全民办“奥运”、全社会办“世博”，这些事件引发了民众空前的参与热情，社会公众对志愿者和志愿行动的认可为我国志愿行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契机，迎来了全民参与的时代，这也是中国公民意识觉醒和公民社会成长的标志。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志愿服务工作，《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以相互关爱、服务社会为主题，深入开展城乡社会志愿服务活动，建立与政府服务、市场服务相衔接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支持志愿服务活动并实现制度化。”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完善社会志愿服务体系。”2008年，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下发《关于深入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志愿服务在党的事业总体格局中被摆到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2009年，中国志愿服务基金会成立，相关部门纷纷出台本领域志愿服务活动的实施意见，志愿服务立法被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近年来的实践证明，志愿行为已经成为社会公众参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方式和有效途径，是和谐社会建设中政府服务与市场服务的重要补充。伴随着志愿行为在建设和谐社会、创新社会管理体系中社会化程度的加深，当个体的志愿行为从自在逐步走向自觉，志愿行为作为社会行动，还需要更深层次的社会动力源作为其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那就是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志愿行为方式本身的体悟上，而是要上升到对意义世界确认和观念文化塑造的思想自觉上来，进一步上升为社会信念和社会文化的自觉，最终，志愿文化的建设才是志愿行为发展的灵魂所在。

　　二、中国志愿行为文化发展的条件

　　现代中国志愿行为文化的发展，绝不是一个孤单的个体行为，它始终与我国传统伦理、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

　　（一）平等博爱与人道主义的道德文化伦理

　　平等博爱与人道主义的道德文化伦理是中华民族传统而崇高的人文情怀，其理念与实践均源远流长。平等博爱倡导由亲及疏、由人及物，把给予亲人、朋友、同胞、人类，甚至是一切生物和自然普遍的爱，作为自身的道德要求和评价，是一种自觉尊重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实践对他人和社会关怀的社会文化伦理。人道主义伦理重视人的价值、自由、平等、幸福，提倡对己以合理的保护和提高，对他人施之以爱。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同时存在着职业身份、收入分配、城乡差别等社会性分化的差序格局，志愿行为的产生赋予人类社会一种新的思想境界，它超越了个体的局限，以平等的立场帮助他人，以对象的境况反观自身，自觉地以平等博爱的精神构建人类道德文明和社会责任。当代志愿行为文化的发展，是传统“仁爱”观念在现代社会中的新生，也可以视为中华民族优良传统道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体现，它将自身个体的存在与人类的发展进步联系在一起，把个人的幸福与他人的快乐联系在一起，是一份以人道主义为支撑的颂扬爱、表达善意、展现高尚情感的社会文化。

　　（二）第三部门范畴的非营利性组织的发展

　　20世纪后半期，无论是实现政府主导模式的国家，或是实行市场主导模式的国家，或是政府和市场发挥着非此即彼作用的国家，在其公共行政和公共管理过程中都遭到过巨大的困难和挑战：一方面，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存在着浪费和低效率的问题，且政府决策难以满足每一个人的愿望和需求，无法使资源配置效率达到最佳状况；另一方面，公共物品存在效用的不可分割性、消费的非排他性、取得方式的非竞争性等，这些都与市场机制相矛盾。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所造成的危机面前，社会参与引起了人们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转向市场和国家之外的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范畴的非营利组织非营利性、非政府性、志愿公益性或互益性。这是非营利组织的三个基本属性。参见王名：《非营利组织管理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页。，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为追求完成此前市场和国家力量未曾实现的目标，蓬勃发展的非营利组织把越来越多的志愿者吸引到社会公益事业中来，志愿行为成为在全球性社会结构变迁中展示出来的崭新的潮流和趋势，志愿行为文化的发展也成为衡量社会成熟的重要标志，它们从根本上改善了人类的活动，从而推动人类社会的文明进程。

　　（三）公民社会构建与社会治理

　　20世纪60年代，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概念将独立于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文化体系与商品经济领域、家庭私生活领域区分开。在此理论基础上，柯亨和阿拉托将公民社会界定为经济与国家之间的一个社会领域：“它是介于经济和国家之间的社会互动领域，由私人领域（特别是家庭）、团体领域（特别是志愿结社组织）、社会运动及大众沟通形式组成。”[8] 在中国社会计划因素逐渐弱化、市场因素渐次增长的改革过程中，计划经济时代的政治动员也逐渐向社会动员转变，原本一些由国家承担的功能逐渐让渡给非政府组织，中国公民社会逐步孕育成长。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指介于国家和家庭或个人之间的一个社会相互作用领域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或原则。参见穆青：《志愿组织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 9页。的来临意味着政治力量从社会中退出，原先国家独自承担的责任转移给公民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分化，个人自由意志得到肯定，社会成为独立领域的同时，社会领域也开始其自治化的进程。公民社会强调的是公民对社会政治生活的参与和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志愿行为及其行为文化的发展作为最主要的结构要素和最具活力的社会自治力量，成为公民社会组织化的重要形式和社会公益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社会领域自治化进程中担负起一些曾经无人关注或由国家承担的目标，承担起创造社会资本社会组织的那些通过促进协调行动而提高社会效能的特征，比如信任、规范及网络等。社会资本是由公民的与信任、互惠和合作相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并能产生相关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参见穆青：《志愿组织理论与实践研究》，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页。的责任。

　　（四）社会转型与体制转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转型。从社会结构分化的空间上来说，政府逐渐弱化以往对经济社会生活直接干预的职能，改变以往对社会事业全面包揽的局面，政府、市场、社会三大结构性领域分化新格局逐渐形成；从公共领域发展来看，原先政府和企业不应承担的社会功能得以剥离，人们日常生活中大量的社会服务、社会公益、社会慈善等公共事务也逐渐回归社会；从社会管理体制和社会参与的角度去分析，随着就业、用人、养老、住房、医疗等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入，社会管理体制从单位制到社会制，社会成员也经历着从“单位人”到“社会人”的转变，人们对于社会的归属感也在不断扩大。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孕育着志愿行为成长的社会心理动因，社会成员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之后，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日渐突出，社会公民个体利益得到实现以后，社会责任意识和公共服务意识也逐渐增强。作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兴起的志愿行为文化，蕴含特定的文化表达功能，是社会成员对人本化生活向往的表达，是社会成员公共服务意识的自主表现，也是社会成员实现社会参与的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方式。

　　参考文献：

　　[1] 庞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56[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127.

　　[2] 冯登岗.新中国大事辑要[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118.

　　[3] 李学昌.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1999事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438.

　　[4] 谭建光，周宏峰.中国志愿者：从青年到全民——改革开放30年志愿服务发展分析[J].中国青年研究，2009（1）：7681.

　　[5] 胡鞍钢.第二次转型——国家制度建设[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82.

　　[6] 刘孜勤.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发展的演进脉络[J].山东省青年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9（1）：3639.

　　[7] 陈志绯.高校青年志愿者的社会责任感分析[J].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2）：8487.

　　[8] 穆青.志愿组织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0：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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