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后很长时间，民主社会主义都把经济危机的原因归咎于制度层面上的失误。英国工党的主要理论家哈曼在《国际社会主义》上发表文章“这意味着，这个制度总体上存在一个危机，他不可能规范金融家来解决。”弗雷德·莫斯利也发文说“我同意这一点，但是我认为问题是更有根本性的——资本主义金融体制的本质。民主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将经济危机的原因归于资本主义金融体质的危机，这具有一定的进步性。

　　（二）应对措施

　　经济危机是全球性的危机，研究不同意识形态应对危机的举措对我国应对危机可以起到很好的参考价值。

　　1. 国家调控与市场相结合。西方社会民主党把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作为自己的经济理论的经济危机观。1951年，社会党国际在法兰克福召开了成立大会并发表了原则声明《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与任务》，声明宣布：“公有制可采取把下游私营企业国有化、建立市有或地区性企业、消费合作社或生产合作社等形式”。

　　吉登斯在《第三条道路及其批评》中指出，左派之所以为左派，是因为其对市场的危险表示关注，国家需要对市场的暴行经常地进行控制。“传统左派，同时也有许多社会民主党人，总是按照原有对国家的理解来制定政策，其目的是尽可能地用国家权力取代市场以实现社会目标”。

　　2. “充分就业”。“充分就业”是社会党应对经济危机政策中至关重要的部分。1980年在马德里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十五大中指出：解决经济停滞和失业与通货膨胀这对孪生的问题只能通过提高生产力和购买力才能成功，而这只能是通过计划经济创造就业机会的结果。

　　3. 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京东宣言》解决世界面临的严重经济困难的根本办法是“在国内经济民主化和确立经济平等的前提下，通过各国互相谅解和合作，建立一个全面的，共处互利的国际秩序”。1980十五大进一步补充：“危机证明了现有的经济秩序没有能力提供就业机会和实行财富的公正分配……改革现有的国际秩序”

　　三、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实践效果及面临的困境

　　（一）实践效果

　　凯恩斯主义作为民主社会主义解决经济危机的政策，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确实很有效。但是他所倡导的方法并不能解决通货膨胀的问题。在英国工党1976年9月8日的代表大会上，工党的新领袖詹姆斯·卡拉汉发表了演讲：我们过去习惯与认为，削减税收和增加开支，就可以摆脱萧条和增加就业，坦白地说，那种办法是解决不了问题的，那种办法只能起一时之效。“凯恩斯主义的‘终结’，削弱了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自信，而且使他们陷入没有实现自己目标的有效政策的境地”。

　　“第三条道路”的提出和推行，一度使欧洲出现了短暂的“粉红色欧洲”的盛况。但是，它并没有能够有效应对西方社会民主党面临的困境，实现其复兴社会民主主义的初衷。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马格努斯·莱纳在《“第三条道路”的讣告：金融危机和欧洲民主社会主义》一文中指出，“20世纪90年代欧洲社会民主主义提出的第三条道路理论实质上是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基本观点，但是这些改革没有带来欧洲的经济增长，没有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因此，“2007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实质上是第三条道路的危机”。

　　而新的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政策为核心的综合解决方案也没能解决经济危机带来的困境。曾任德国下萨克森州州长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西格玛尔·加里布尔就曾公开指出：社会党国际在应对金融市场过激行为和其他国际性挑战方面未做出任何实质性贡献。

　　（二）面临的困境

　　禄德安在《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荣与困境》一书中指出：在经济危机的背景下，维持高福利变得不切实际。王学东也在《当代西欧民主社会主义的危机及其原因》 一文中指出：继续实行赤字财政政策，依靠国家巨额财政开支来支撑经济发展无异于雪上加霜。高失业率酿成的社会新贫困，加重了社会保障体系的财政负担，使高成本的福利国家难以为继。

　　此外，社会党人的执政地位也受到了挑战。工党党员人数不断减少，大量党员退党。社民党在选举中得票率下降。林建华、张有军、李华峰的《冷战后欧盟诸国社会民主党政坛沉浮研究》一书中指出：1983年，参政和执政16年的联邦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败于基督教联盟党。同年，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再次被保守党击败。20世纪80年代后期，除了西班牙工人党之外，南欧社会民主党都相继在大选中失去组阁机会。

　　经济危机对策的无力也引起了社会党国际内部的分歧：2013年5月，德国社会民主党减少了所需缴纳给社会党国际的会费，从100000英镑减到了5000英镑，同时，德国官方还宣布成立一个进步政党的全球网络“进步联盟”，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危机已经引发了政治危机。

　　四、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反思

　　经济危机证明了新自由主义及社会民主党所主导的经济政策的彻底失败。国内的学者也对民主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提出质疑，如吕薇洲《金融危机后西方思想理论界对社会民主主义的新认识》、余南平《金融危机下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经济模式再考察》等。2010年11月4日-5日，全国马克思主义论坛就“全球金融危机与国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相关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和交流，从各个触角对金融危机做了详尽的论述。

　　为了走出困境，谋求新的发展，民主社会主义不得不做出了一些改变。袁群、丁玮的《金融危机背景下社会党国际的新变化》、岳强《金融危机后欧洲极左翼共产主义政党该如何发展》等文章主要都阐述了经济危机对民主社会主义产生的重要影响以及为了摆脱困境，民主社会主义做出的理论与政策革新。此外，2010年8月7日-8日，由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主办的全国“后金融危机时代的世界社会主义”学术研讨会就“经济危机背景下的欧洲左翼政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些著述，以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对经济危机以来民主社会主义的新变化做了比较清晰的分析，是多年研究的积累和对现实问题的深刻观察的结晶。这些成果对于我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经济观，抵制民主社会主义的侵蚀，具有重要的意义。

　　综上，国内外对于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的研究在逐步深入，研究的领域和视角也在不断拓展，但不可否认，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尤其是国外的研究成果都是外国学者站在本国的立场上得出的结论，基本上是为他们自己国家利益服务的，虽然对我们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能完全为我们所用。本文拟在汲取以上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解决国内外有关在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研究方面存在的问题。通过对民主社会主义经济危机观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分析，力图对其经济危机观有一个比较全面深刻的阐述，并力求结合我国的实际提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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