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对于台静农、吴组缃与地域文化的关系研究，学界着力研究地域文化与两人文本之间的对应关系，以解读作家文本中的地域文化元素为主，文章通过研究两人与鲁迅的关系、与时代思潮的关系，探析台静农、吴组缃地域书写的形成与发展演变特色，进而研究安徽作家地域书写的文学价值。

　　关键词：台静农；吴组缃；地域书写；乡土小说；鲁迅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2-0167-004

　　地域性是中国现代乡土小说的基本属性，它反映了地域与文学的紧密关系，研究乡土文本中的地域书写是我们深入研究地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基础。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有两位安徽作家因写乡土小说而显名，一位是出自皖西北大别山区霍邱县叶集镇的台静农，一位是出自皖南山区泾县茂林镇的吴组缃。他们在鲁迅的乡土小说滋养下，为当时乡土小说写作大潮所推动，关注自己所熟知的故乡，通过地域书写方式开始自己的文学人生之旅。就目前研究两人乡土小说的书写方式来看，学者多集中在从其文本中析出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场景、意象等，侧重探究其文本与地域文化之间的对应关系，尚没有关于两人比较性研究的论述。本文将两人地域书写的命题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流变的过程中进行研究，考量两位现代皖籍作家地域书写的形成、发展和变化，在此基础上研究安徽作家地域书写的文学价值。

　　一、承袭鲁迅乡土小说地域书写风范

　　台静农和吴组缃都曾谈及鲁迅对他们创作的影响。台静农曾是鲁迅的学生，后与鲁迅有长达十年的交往经历。鲁迅直接扶持和帮助他进行小说创作，台静农付梓的第一部小说集原名为“蟪蛄”，为这书名，鲁迅专门给台静农写了一封信，信里直接对其提出批评意见，后台静农将书名改为《地之子》出版，书页上题“试作承鲁迅师”寄赠鲁迅。在北大听课时，台静农对鲁迅的小说史课最感兴趣，鲁迅教台静农读野史笔记。台静农后来编辑出版了第一本关于鲁迅评论文章的结集——《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在序言中指出：“我们只要一读《吶喊》和以后的其他作品，小说中尤其表现得很清楚。每个人物，在他的腕下，整个的原形就显现了，丝毫遮掩不住自己。我爱这种精神，这也是我集印这本书的主要原因。”[1]

　　如果说台静农是在与鲁迅的交往中直接受到鲁迅影响的话，那么吴组缃受之于鲁迅的影响则是间接的。据吴组缃的回忆，他是鲁迅先生的“一个倾心敬仰者”[2]264，他们“没有见过一次面，也没有通过一次信，私人方面是半点关系都不曾有过”，“但是我读他的书。他教导我，鼓励我，把强烈的正义感传授给我。……我的一点聪明，智慧，（假如有的话）一点做人的态度，（假如对的话）要是仔细推溯，大半都是他启发扶助起来的。我时时刻刻都觉得他在跟前。他的呼吸我感觉得到，他的脉的跳动，血的沸热我感觉得到。他的愤怒的眼睛我看得见，他的慈爱的脸庞我看得见。一个新鲜活跳的人是无时无刻不在我的眼前。”[2]118对于鲁迅，吴组缃是毫不犹豫地追随。吴组缃曾写过四篇纪念鲁迅的文章，每篇文章中都写出了鲁迅精神对他以及同辈青年的重大影响。

　　两位作家在鲁迅直接或间接影响下所创作的乡土小说也得到了鲁迅的认可。在鲁迅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收有台静农的4篇乡土小说，与鲁迅作品的数量相同，没有一个作家超过这个数字；吴组缃的一些乡土小说经日本友人田增涉之手翻译，刊登在日本的《改造》和《文学案内》等杂志上。这些作品均是鲁迅先生向田增涉推荐的。[2]266可见，对于承袭其精神衣钵的台、吴二位作家，鲁迅是欣赏并予以大力提携与扶持的。

　　就三人乡土文本来看，鲁迅乡土小说中充满典型地域特征的乡土场景、具有地域色彩的日常生活和习俗对两人的启发最大。

　　首先是将充满典型地域色彩的乡土场景移于纸上。鲁迅以其故乡江南水乡绍兴为原型，构思了鲁镇（《祝福》、《孔乙己》、《明天》）、未庄（《阿Q 正传》）、庞庄（《离婚》）、平桥村（《社戏》）等艺术世界，小说中写的多个村庄都是典型的水乡，《风波》中的七斤每天从鲁镇摇橹进城，《社戏》中的平桥村，“是一个离海边不远，极偏僻的，临河的小村庄”，“我”和小朋友坐在船上远远地看着戏，《离婚》中的爱姑和她父亲坐船去慰老爷家。但也有一个地方不是典型的水乡，比如《长明灯》中的故事发生地——吉光屯。屯子，往往指北方的小村落。这是鲁迅唯一一部不以故乡为原型的乡土小说，但小说中的主人公“疯子”最终借歌谣中的“白篷船”意象又使小说散发出江南水乡的气息。鲁迅笔下的乡土人物活动场所多在小镇上的酒店（《孔乙己》、《明天》、《阿Q正传》）、茶馆（《药》、《长明灯》）、乡村土场（《风波》）、宗祠（《阿Q正传》）、神庙（《长明灯》、《阿Q正传》、《祝福》）。与鲁迅相似，台静农以其故乡叶集镇为原型虚构了以羊镇为中心的村镇世界。叶集南依大别山，有“大别山门户”之称，交通便捷，东进西出的村镇商业兴盛，镇上多饭店、酒肆和茶馆。台静农笔下的羊镇就是一个拥有多家茶馆、饭店、杂货店等商铺的村镇世界。小说《天二哥》里的天二哥是在王三的饭店喝酒、打人、猝然倒下，说书先生的说书地是在刘家茶馆。《新坟》里对四太太议论纷纷的是隆盛茶馆的茶客，还有引出故事的杂货店（《烛焰》、《拜堂》、《吴老爹》）以及水井（《新坟》）这些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场所。生活在皖南的吴组缃则以其故乡茂林村为原型，在小说中构建了由铺子、宗祠、庙宇、高门宅院组成的村落世界：《天下太平》里的村子叫丰坦村，村子里有座铸有“天下太平”顶子的神庙，《樊家铺》里的村庄就叫樊家铺，也是处在交通要道上的一个村落，原本是商业兴隆之地，结果却成了生意凋敝而死寂颓败的村庄。《一千八百担》写的是在宋家宗祠发生的事，《菉竹山房》写的是高门宅院里发生的爱情悲剧。在场景选择上，台静农、吴组缃都是步鲁迅后尘，从故乡入手，将具有典型地域特征的乡土场景移于纸上。

　　其次以具有地域色彩的日常生活和习俗为描写重点。鲁迅的乡土小说从水乡的日常生活和习俗入手，涉及的习俗有新年的家祭仪式、放鞭炮（《祝福》）、清明上坟烧纸钱（《药》）、给重病的孩子求神签、许心愿（《明天》），鲁迅写这些习俗并不是为了满足读者猎奇的心理，而是侧重于反映生活在这些习俗中的乡民的不幸命运：祥林嫂在新年祝福的鞭炮声中，纠结于“人死了究竟有没有魂灵”而惶惶然倒在雪地上，离开人间；单四嫂子的孩子并没有因为单四嫂子求神签许心愿而康复。台静农的乡土小说涉猎最多的是与死亡有关的乡村习俗：烧纸钱、放红灯、超度亡灵（《天二哥》、《新坟》、《红灯》），还有与婚礼有关的“冲喜”（《烛焰》）、叔嫂子夜拜堂（《拜堂》）等。小说并不着力写死亡的场面，而是写与死亡有关的古老习俗以及在这些习俗下生存的乡民们的无奈而又麻木的人性。在吴组缃的乡土小说中，涉及的习俗有皖南地区的妇女抱着灵牌成亲然后寡居一生（《菉竹山房》）、有宗族式的管理方式（《一千八百担》）、有乡民对神灵的敬畏（《天下太平》）等。与鲁迅一样，乡村习俗也是吴组缃表现皖南地域色彩的符码，展现的是生活在古老习俗之下的乡民的不幸。

　　综上，无论从作家自述还是从文本来看，台、吴两位作家的地域书写显然从鲁迅那里汲取了精髓，获得了创作灵感。鲁迅所确立的地域书写的范型在台静农和吴组缃的文本中得到了较好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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