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再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地域书写的变化历程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正处于现代小说的探索实验期，乡土小说这种模式经鲁迅创立之后，在二十年代中期的文坛迅速形成了一种写作潮流，形成乡土文学流派，台静农即为这一流派中的代表性作家。该流派虽在二十年代后期式微，但它所形成的审美经验对三十年代崛起的小说流派乃至20世纪的乡土小说创作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地域书写成为三十年代一些重要小说流派借鉴的主要技巧，而新崛起的流派对乡土小说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二十年代的乡土小说以揭示传统乡土社会中国农民人性的愚昧为主，以鲁迅的地域书写模式为范本，地域成为文化批评的对象，反映了“五四”一代知识分子的启蒙批判意识。1927年4月以后，中国的政治格局、经济秩序发生了重大变化，现实对作家从生活到心理上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创作出现了两种模式，一种是沈从文式的地域书写方式，笔下的地域是充满诗意色彩的纯美世界，以沈从文为核心，在北方形成了京派小说流派；一种是茅盾式的社会剖析式的地域书写方式，以茅盾为首，在南方形成了社会剖析小说流派，吴组缃成为这一流派中的代表性作家。所写地域是对三十年代中国现实社会的真实反映，表现了三十年代文坛的左翼思潮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强力影响，从情感立场上看，茅盾与鲁迅对生活在乡土世界的贫民具有一种人文关怀意识，对现实社会具有一种批判意识，但两人也有明显的差异，鲁迅更多地写活在传统、历史中的乡人们的愚昧与不幸，着力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地域是鲁迅笔下乡土中国的象征性符号和隐喻性世界；茅盾的地域书写虽是对鲁迅地域书写方式的发展，但茅盾更着眼于反映经济衰退环境下的乡土世界的人生画卷。从台静农到吴组缃的乡土小说来看，二人的地域书写恰反映了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乡土小说变化的印迹。

　　鲁迅之后，文坛在二十年代中后期陆续形成了写不幸的故乡的写作潮流，台静农逐潮而动，以纯粹叙写故土相对封闭自足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为主，着力于反映乡土世界的“常”态人生。以1928年为界，之前创作的《天二哥》、《吴老爹》、《烛焰》、《红灯》等就是反映地域性民俗下的乡村人生。《天二哥》写的是小镇上的无赖天二哥之死，但作者却从烂腿老五给死去的天二哥烧纸钱这一场景入笔，先写让乡民产生错觉，以为半夜里撞到了天二哥的鬼，只好烧纸钱以祷告亡灵；再写人们对天二哥猝死的感慨，天二哥并不姓天，只是胆大包天，自称为天姓，是小镇上一个连警察都敢打的无赖，结果他的死竟引起与之相熟的乡民们对生命的恐惧，直到小镇上在刘家茶馆说书的吴六先生一句感叹“什么事都有一定的”才平复人心。吴六先生竟也拿五丈原星落之事来说天二哥猝死之事就是他的命：“你看，风波亭将星落下，五丈原八卦无灵，这都是玉皇大帝同着列位诸仙排定的棋势。”天二哥的死与其对自己身体和疾病的无知有关，身体不舒服，他就买烧酒喝，以为酒可以包治百病，结果在醉酒中被一个卖花生的少年捶了两拳还摔了一跤；为了挽回面子，他居然喝了两大碗清尿，就是为了醒酒后的再战，最后还是借了酒力将卖花生的少年压伏在地上，在赚足了面子后猝然倒下，当天夜里就离世而去。《烛焰》写的是在传统的“冲喜”习俗下的吴家少爷和新妇翠儿的悲剧。吴家少爷病重，按当地风俗，吴家希冀通过新妇入门“冲喜”来挽回吴家少爷的性命，尽管吴家有钱有势，但对于儿子的疾病竟也手足无措，还用“冲喜”这一愚昧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结果一误就是两个人，吴家少爷的性命没被挽回，翠儿刚过门即变成了令人同情的寡妇。对于吴家少爷和翠儿的不幸，乡民们感叹的就只是“人的运气真不是玩的，什么事都有一定的安排啊”。《红灯》写的是乡间鬼节的习俗。得银因听人挑唆当了土匪结果被打死，得银娘为了超度其灵魂，在借钱无望的情况下，用得银生前留下的一片小红纸黏制了一个小红灯在七月十五鬼节这天放到河里。《拜堂》写的是在丈夫过世之后，她与小叔子有了私情，暗结珠胎，为了生活下去，两人决定拜堂，然而按习俗两人却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举办婚礼，只能在子夜时分拜堂。1928年后，他的作品有所变化，《蚯蚓们》、《负伤者》、《人彘》、《井》、《被饥饿燃烧的人们》侧重于反映乡民的贫困人生。《蚯蚓们》写的是李小因为贫困，被迫典妻；《负伤者》写地主张二爷霸占了贫民吴大郎的妻子，吴大郎受尽屈辱和嘲弄，最后无家可归，被关进监牢；《人彘》写半夜大兵像杀猪一样杀了一个逃跑被抓回的“犯人”。《井》写的是两代人不幸死于地主手中的不堪的命运，父亲为了给地主挖并不急需的井被压死在井下，大儿子因为付不起田租而被逼上吊，小儿子忙碌半天也填不饱肚子。《被饥饿燃烧的人们》写的是以讨饭为生的老柯因饥饿屡屡偷窃的故事。从台静农的上述乡土小说不难发现，如果说1927年以前的台静农在他的笔下比较多的通过反映故乡的愚昧的习俗来进行地域书写，那么1928年以后的乡土小说则淡化了地域的传统特色，更多地以反映现实乡村的贫民与有钱的地主之间的矛盾为主。

　　在台静农写乡土小说成名之际，吴组缃正在清华大学读书，当时的吴组缃跟大多数在校园读书的年轻人一样比较关注知识青年的情感，以此为题材，创作过反映年轻人自由恋爱生活的小说《鸢飞鱼跃》。进入三十年代以后，吴组缃发表了以皖南为背景创作的小说，受到文坛关注。他的小说中，一类是写记忆中的乡村习俗，反映生活在传统习俗之下的乡人命运，这类小说有《菉竹山房》和《卍 字金银花》。《菉竹山房》里的姑姑年轻时与爷爷的一个学生产生了私情，不能被世俗所接受，结果少年出门赶考被水淹死，姑姑为此要殉情，打动了少年的家人，将其娶进门，姑姑抱着少年的灵牌成了亲，成了鬼太太，为此而耗尽了大好容颜和美好年华。姑姑在幽僻的高门大宅中，在漫漫的岁月中扭曲了作为一个正常女人应该葆有的最普通的人性。《卍 字金银花》中的女主人公因与人有了私情而被族人、亲人赶出家门不幸难产而死。两篇小说的女主人公皆是皖南地域文化的产物，一个是在高门大宅中守着灵牌寂寞度日但在世人眼里却是贞节的女子，一个却是因私情在世人眼里被视为“浪荡”的女子。另一类是反映地域之“变”的乡土小说，此类数量居多，《官官的补品》、《两只麻雀》、《一千八百担》、《天下太平》、《樊家铺》、《黄昏》、《栀子花》、《某日》等就属此类。他的多篇小说写到乡民的死，如《官官的补品》里被枪毙的陈小秃子，《两只麻雀》里被洪水淹死的奶妈，《天下太平》里因偷窃庙顶上的古瓶摔落而亡的陈小福，《樊家铺》里因钱而被女儿杀死的线子娘，《栀子花》里孤独离世的祥发妻，《某日》里难产而死的大毛妻。在这类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战争、经济危机对一个地域的冲击而使地域发生的变化。最大的变化是传统伦理道德的丧失。《樊家铺》里的女主人公线子为了拿母亲的养老钱救自己的丈夫竟将母亲杀害，《天下太平》中的昔日朝奉陈小福为了吃饱肚子，竟然沦落到偷邻人财物乃至庙顶上的古瓶，《栀子花》里的祥发为了去城市挣钱，竟抛下重病的妻子。地域元素在吴组缃的小说里已淡化为一种背景式的空间存在，作品更多的是对中国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现实社会的剖析与批判，是在社会剖析视野下的地域书写。

　　从台静农和吴组缃的乡土小说创作轨迹上看，地域书写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写地域风俗为主，第二阶段以反映地域现实之变为主。这个轨迹恰反映了乡土小说从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的变化特色。台静农第一阶段的作品偏多，吴组缃第二阶段的作品为多；台静农的创作属于二十年代，而吴组缃的创作则属于三十年代。

　　现代小说发展初期，两个皖籍作家即能追随时代风尚进行创作，把地域、时代与个人的生命体验浓缩为一篇篇真实动人的乡土小说，并成为反思安徽地域文化的先行者，为后来皖籍作家创作乡土小说提供了既有历史价值又有审美价值的蓝本。

　　参考文献：

　　[1]李宗英，张梦阳.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册）[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2：48

　　[2]吴组缃，拾荒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8.

　　[3]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55.

　　（责任编辑 焦德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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