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君王不察之怨，诗人一方面将自己的遭遇归结为小人的陷害，但另一方面却不知道自己被放逐的根源在于落后于时代潮流，故而转向对君王的怨恨。

　　其二，生身不时之恨，正是源于对于古时先人的崇仰，由此生发出“今不如昔”之感。

　　其三，去留不决之惑，当诗人选择“去”之时，意味着放下家国天下，退守以明哲保身；当诗人选择“留”之时，意味着自我委屈，从于新生的思想文化，背叛原有信仰。但无论去、留，都必须放弃或者收敛这一种“怀古”的心态，当诗人没有认识到这样的原因时，就只能陷入游移惶惑之中。

　　这三种典型情绪贯穿全诗的发展，可粗略对应如下：

　　君王不察之怨——从“帝高阳之苗裔兮”到“故前圣之所厚”。

　　生身不时之恨——从“依前圣以节中兮”到“哀朕时之不当”。

　　去留不决之惑——从“索琼茅以■兮”到“蜷局顾而不行”。

　　不能否认这三种情感之间存在有一定的“过渡”阶段，但这三种情感，皆发源于怀古情结，故而《离骚》之作为一首怀古诗，是成立的。

　　此外，当怀古思想与屈原的高贵出身相重合时，事情就更非单纯复古那么简单了。《离骚》中关于出身的虽然只有这么一句“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但全诗中不断渲染的一种“自美”情绪（如“纷吾既有此内美兮”“耿吾既有此中正”等等），正是一种“纯洁”心态，抑或说是一种贵族倾向心态的表现。

　　而这一种“纯洁”心态，必然会使屈原不断加深自己对于崇古思想的笃守。当外界不断对其崇古心态进行打击时，其亦会以自己“纯洁”的姿态反抗外界，一再加强信仰。当整个时代都与屈原理想对立时，其崇古思想便激化为一种富有巨大激情的理想。《离骚》中极尽高蹈情态的意象，皆源于此情。屈原的坚守，或者也可算作是种“伟大的偏执”。所以，人们历来称道的《离骚》中所洋溢的理想主义之情、坚贞不屈的气节，实则是以其崇古情结为基的一种高蹈意态。

　　三、“虽不周于今之人兮”：“漫游”与“怀古”间的相互定义

　　《离骚》的“漫游”结构成就了全诗漫长而宏大的追索结构，而其崇古情结则积蓄了通篇浩荡的生气与飞扬的姿态。这两者在诗中是互相促进、互相渗透与互相定义的。它们之间的相合并非是单纯的结构与内质之间的相加，而更是一种包蕴结构、情感在内的文章内在体式，其不仅有个案价值，更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深远影响。

　　写作逻辑上，漫游是怀古的载体，而怀古则赋予了漫游以精神内涵。

　　诗中主人公因崇古而被谗害，故而远离混浊炫耀的众人，独自“退休初服”，追索往圣先贤的踪迹。主人公对先人的追寻，就是以这样的漫游开始的。没有漫游，诗人的怀古情绪将无从发挥。同时，主人公在浮游、求女的过程中，受到帝阍闭门、宓妃无礼，求女无果种种挫折，大多源于世人“好蔽美而嫉妒”所致，正反映出诗人的怀古情结。其漫游之所以有感发动人之功，正源于诗人所怀抱着的古道热肠。

　　故而，没有漫游与怀古互为表里，互相成辅。推进一步，不仅是《离骚》，凡“漫游”与“怀古”相交者，其思想情感基调有着很大的限定性，几乎都表现出一种“不合于世”之情。

　　这看似偏颇，但简单分析，不难得知。

　　我们都知道中国自古以来是农牧文化，安土重迁，但却很少关注中国人亦有一个“游”的传统。{11}中国人，尤其中国文人士大夫范畴的“游”，是带有着明确目的性的：或者是为了求仕以施展家国天下的抱负（或显或隐的），或者是为了逃避黑暗污浊的社会。

　　另一方面，文人士大夫带有怀古心态者，总抱有一种“今不如昔”、喟叹社会、精神文化的堕落的情绪——这样的情绪在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唐诗歌、文赋之中不曾出现。但是在动荡、混乱的时代却多见。阮籍的《咏怀诗》、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陆游的诗、辛弃疾的词，乃至于顾炎武等人的诗文中，都不乏此感。

　　虽然有“今不如昔”之感，但怀古本身并不会带来不合于世之感，甚至史上还多有借助“复古”以积极参与时事的例子。明代前后七子复古，乃至于晚清康有为的维新变法，都是以“怀古”来融入现实。但怀古一旦与漫游相结合，态势立刻便走向狭隘——怀古以其“今不如昔”的批判态度融入漫游之中，“今不如昔”之感一下子面向整个世界，多少会转向当下世态不堪的批判。

　　于求仕历程中漫游者，一旦带有怀古心态，必定视世态沦落为自己的改造对象。王安石《桂枝香·金陵怀古》里“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一句，颇见其政治抱负所在。辛弃疾《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怀古》中“天下英雄谁敌手，曹刘，生子当如孙仲谋”更有问鼎天下的英雄气魄。

　　而于逃避昏赫时事者，若心存古意，必定悲叹自己的“生不逢时”，向往前代之理想时光。《离骚》里一句“哀朕时之不当”，是理想无从实现的悲叹。杜甫《咏怀五百字》里一句“许身一何愚，自比契与稷。居然成霍落，白首甘锲阔”，更是对时代沦落的沉吟。

　　所以，《离骚》中“漫游”与“怀古”相互定义间形成的体式，对整个中国文学发展都有着映射作用。

　　事实上，不止中国，纵观整个世界文学史上，“漫游”“怀古”的叠加现象并不在少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后的“感伤主义”文学，正是“游观—怀古”文学的海外版。而放到近一个世纪内，日本著名作家井上靖、川端康成也曾作过《夜声》《古都》一类的“漫游”与“怀古”之作。任何一个时代，其精神文化价值总是处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社会中“进步”者渐入主流，而“落后”者，则或多或少地被排斥到社会边缘。这些被排斥到边缘的人，如果安于沉寂，尚能有一股隐士风度；但若心胸间存天下之感，必然会发出“今不如昔”的哀叹，当其游历于世间，怀古之情自会生于不知不觉间。

　　不过从另一个方面讲，这样的文学作品，纵使有着很高的文学价值，终究不会是“主流的声音”，而只能是时代潮流的逆动、主流下的暗潮。不过很多时候，也恰恰是这样的文学，比之于“润色鸿业”的封建赞歌，有着更为恒久的价值。故而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说：

　　……文绣的文学之不足为真文学也，与的文学同。古代文学之所以有不朽之价值者，岂不以无名之见者存乎？{12}

　　《离骚》中的“漫游”与“怀古”，大抵如此。

　　{1} 关于此，可参看潘啸龙：《〈离骚〉结构研究论略》，《中国楚辞学》2009年第1期；施仲贞、周建忠：《〈离骚〉的分段研究综述》，《南京师大文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2} 兰甲云、陈戍国：《〈九歌〉祭祀性质辨析》，《西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3} 卢建初《〈尚书〉史诗考》，学林出版社2010年版。

　　{4} 张继海：《淮南王作〈离骚传〉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年第6期。

　　{5} 刘纲纪：《楚艺术美学五题》，《文艺研究》1990年第4期。

　　{6} 朱良志：《楚辞的美学价值四题》，《云梦学刊》2006年第6期。

　　{7} 屈原著，蒋天枢校释：《楚辞校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页。

　　{8} 陈绍辉：《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略论》，《殷都学刊》2010年第2期。

　　{9} 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史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505页。

　　{10} 潘啸龙：《〈离骚〉的抒情结构及其意象表现》，《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6期。

　　{11} 参看龚鹏程：《游的精神文化史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2} 王国维：《文学小言》，《王国维文集》卷一，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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