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王勃作为“初唐四杰”之一，同时又是四杰之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文学家，因而他的文学理论与思想理所当然地值得重视。王勃的文学理论主要体现在他的《上吏部裴侍郎启》之中，本文的论述就是从这篇文章出发，探讨王勃主要的文学思想和理论观点，对王勃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提倡的复古、风教的儒家传统观念进行仔细的思考和评价，探讨其发生的具体语境和诗学意义；同时又对王勃在另一些文章中所表达的文学观念进行了一番考察，发现王勃在开辟初盛唐文学宏大气势和抒写情感方面的独特意义，并使其与《上吏部裴侍郎启》中提出的复古观念实现了统一，阐释出王勃文学理论及思想的精髓。

　　关键词：王勃 复古 壮大气势 抒情表现

　　王国维曾在《宋元戏曲史》中说道：“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1}唐代乃是古典诗歌臻于极盛的时代，“诗至于唐而格备，至于绝而体穷。故宋人不得不变而之词，元人不得不变而之曲”{2}，唐诗对于后世来说，已经成为一种诗歌的典范，“不得不变”则意味着无法超越而取之他途，清人吴乔甚至说：“宋人最著者苏、黄，全失唐人一唱三叹之致，况陆放翁之辈乎？”{3}且先勿论苏、黄之于唐人孰高孰低，但仅就这样的观点来看，唐诗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是无法被后人所取代的。因而这种文学代变的历史规律倒好像是不得不以另一种有异于唐诗的艺术形式来创造属于当代文人群体的独特文学范式。

　　但是唐诗的全面成熟却是经历了艰难的嬗变才最终得以完成的。所谓“诗必盛唐”就意味着学诗则莫过于盛唐诗，盛唐李杜诗作的确是奠定了千古诗歌创作的根本方向，其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声律风骨始备矣”{4}。这种“文质彬彬”的诗歌艺术水平的高度当然是后人所推崇莫及的。然而诗歌从初唐走向盛唐，最终走向杜甫，中间时间跨度居然有着百年之久，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疑问，到底是诗歌自身的发展需要如此之久才能够达到完备的程度，还是因了历史变化的遭遇或者是李杜这样的天才之孕育恰好给时间画上了一个耀眼的记号？这百年来诗歌历史的嬗变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在从初唐走向盛唐的过程中人们的文学观念进行了一个怎样的继承与转换？这就成为一个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

　　从隋代开始，就逐渐产生了批判六朝文风的文学复古论，使得复古的文学观念在一时期占据了相当的主流。隋代李谔在《上隋高帝革文华书》中说：“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5}

　　李谔在这里尽贬齐梁文风，认为其专争“一韵”“一字”，纯为在语言文字方面下工夫，并且形成了追逐繁艳文风的社会思潮。而这样做无非是“损本逐末”，放弃先贤圣人之说而不顾，所以造成了政治的日益混乱、社会风气的不良倾向。但是李谔的文学复古论显然有些矫枉过正，他提出要复兴“风教”，但是将魏晋到齐梁的文学创作成就全盘否定，更将文艺创作中的“尚文词”看作“雕虫之小艺”，甚至觉得因为文人都远离风教，专门创作华艳文辞，因而导致政治动乱，社会丧失了儒家之秩序。这完全就是《礼记·乐记》中“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6}的翻版，以为作文之道影响政治兴乱，完全回到了儒家以政教思想体系论文的“文道”之中。

　　自李谔开辟了批评魏晋六朝绮靡文风的先例之后，由隋入唐，一批文人士子接续了这种文学观念，批评先代的不良文风，不满本朝诗文创作对六朝的承袭，大力提倡复古，并且在对前代文学创作的反思基础上也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文学论断。这其中，“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就在这时发出了复古的声音。王勃在其《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说：“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自微言既绝，期文不振。屈宋导浇源于前，枚马张淫风於后。谈人主者，以宫室苑囿为雄；叙名流者，以沈酗骄奢为达。故魏文用之而中国衰，宋武贵之而江东乱。虽沈、谢争骛，适足兆齐梁之危：徐、庾并驰，不能止周陈之祸。于是识其道者卷舌而不言，明其弊者拂衣而径逝。潜夫昌言之论，作之而有逆于时；周公孔氏之教，存之而不行於代。天下之文，靡不坏矣。”{7}

　　这段话是王勃对文学复古最典型的看法。王勃提倡“周公孔氏之教”，文学创作要“立言见志”，奉行“诗言志”的儒家文学传统，并力主发挥政教传统下文学对社会的实际功用，以达到“矫正末流”的效果。王勃的这些观点对其祖父王通的复古论调有着很大的继承性。王通借薛收曰：“吾尝闻夫子之论诗矣：上明三纲，下达五常，于是征存亡，辩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贡其俗，君子歌之以见其志，圣人采之以观其变。今子营营驰骋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则有由矣。”又说“学者博诵云乎哉，必也贯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济乎义”{8}，王通要求文章应当“贯乎道”“济乎义”，诗歌也要遵循“三纲五常”的人伦道德，这样才能够与“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诗教传统想契合，二王都批评齐梁文风之

　　“弊”，以为文学在这种文风的导引之下只会走向“末

　　流”，因而要求文章要“言志”，要将国家社会的兴衰观感在文学中表现出来，以便“甄明大义”，使“圣人采之以观其变”。隋唐时期，国家政权逐步趋于统一，结束了六朝以来长期的政权并立以及更迭频繁的状况，因而面对一统的帝国天下，改变六朝文风，使得新王朝的政治文化面貌焕然一新，本是士人共同的愿望。因而从文学参与政治教化的角度来说，崇尚传统诗教，恢复先王之道，甚至是要加上封建伦理道德以使天下形成稳定的秩序，也并不为过。然而从艺术本身来说，王勃却忽略了许多真正重要的内容。他不仅将六朝文学一概否定，而且还上溯到了屈原，认为屈原是这种淫靡文风的始作俑者，后代只不过是延续了这种风格，于是这就将从屈原一直到齐梁时代的文学成就一股脑清空，只有符合儒家美刺教化的文学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文学。所以不仅建安文学优良的慷慨寄托传统被否定了，同时南朝文学在形式美上的创新也直接被抹杀了；另一方面，笔者认为，形成这样的文学思想倾向也与其时的科举制度有一定的关系。初唐时期的科举取士并不算多，而荐士之风并不盛行，大多数优秀官员因为要避开嫌疑，所以失去了举荐许多优秀人才的机会。到了武后时期，荐士之风开始盛行，多数是为了拔擢普通寒士以巩固武后的权力。此后随着这种风气的开辟，在初盛唐之间，由大臣荐士始终是朝廷任用人才的一种重要方式，直到玄宗时期，“造成了开元年间朝野上下以推贤进士为至公之道的共识和浓厚的礼贤下士的政治空气”{9}。所以有很多文人就需要自己进行干谒活动，使科举的主考官了解自己，或者通过向吏部官员以及其他州郡、部门长官推荐自己而寻找被任用授官的机会。王勃此文作于其在长安参选期间，此时裴行俭掌选，作为大总管，王勃想要通过参选获得一官半职，就必须通过上书陈述自己的政治观点，以博得主选官的良好印象，使自己获得更多的机会。史称裴行俭“典选十余年”{10}，除此之外，裴行俭的出身是“以用兵奇术授行俭”{11}，并且担任过安西大督护，一生的大部分功业是建立在与西域少数民族各国打交道之上。但他并不仅仅是一个外交官式的政治家，他在政治事业上卓有建树的同时，为文为人也多获好评。《旧唐书》本传评其“文雅方略，无谢昔贤，治戎安边，绰有心术，儒将之雄者也”{12}，并且“兼有人伦之鉴”{13}，因而不难看出，裴行俭所崇尚的也是儒家传统思想，尊奉的行为准则也是儒家的修身治国之道。所以王勃又说：“盖有识天人之幽致，明国家之大体，辨焉而不穷，酌焉而不竭，抱膝无闷，盱衡自得。彼悠悠小技，焉足为君侯道矣？”{14}在“国家之大体”之前，写文作诗这类文艺创作却成了“悠悠小技”，仿佛只要有了国家大体，就成了人生活价值的全部，将文学的地位贬低至尘下，根本不足“君侯”这样的国之功臣去评点论说。所以，对于是否应当以文章取士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伏见铨擢之次，每以诗赋为先，诚恐君侯器人于翰墨之间，求材于简牍之际，果未足以采取英秀，斟酌高贤者也。徒使骏骨长朽，真龙不降，衔才饰智者奔驰于末流，怀真蕴璞者栖遑于下列”{15}，认为如果只凭借文章来鉴别人才，一方面有可能对人才考察不全面，而另一方面又恐怕会有些绮靡艳丽之作迷惑人眼，这岂不是丧失了考察人才的本衷吗？而笔者还考虑到，在裴行俭当政的时候，选拔人才上实行了一个新的举措，那就是“及为吏部，奏用循资格”，只按官职的高低与任期时长的关系来进行选拔人才，并且这仅仅是政治上争夺权力的一个产物，“光庭与萧嵩争权不协”，又仅仅只在裴行俭在世时实施，“光庭卒后，嵩又奏请一切罢之”{16}，于是我们不难推断，在裴行俭实施其“循资格”的选拔措施时定然是十分严格的，并且多少会留下笼络人才、扩大政治势力的空间，因而其在世之时，以文章取士的格局定然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广大应举之人到底有才无才，已经不能通过文章来辨别，而只能走所谓的“循资格”入仕流程了。所以王勃在这篇向裴行俭表达自己志意的书启之中，大大贬低文学“经国之大业”的地位，公然声称作文为“悠悠小技”也就不足为怪了。

　　那么王勃真实的文学思想又是怎样的呢？他对文学的看法是否确实如他在《上吏部裴侍郎启》中表达的那样呢？毫无疑问，从家世上来说，王勃受到了其祖父王通的影响并有着良好的家学渊源。同为“初唐四杰”之一的杨炯在《王勃集序》中说：“祖父通，隋秀才高第，蜀郡司户书佐，蜀王侍读。大业末，退讲艺于龙门。其卒也，门人谥之曰文中子。闻风睹奥，起予道唯；摧摩三古，开阐八风。始摈落于邹、韩，终激扬於荀、孟。父福■，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六合二县令，为齐州长史。抑惟邦彦，是曰人宗。绝六艺以成能，兼百行而为德。司马谈之晚岁，思宏授史之功；扬子云之暮年，遂起参元之叹。”{17}

　　王通晚年致仕后回家授艺，王勃的才识学问理应受到他很大的影响，在此影响之下，王勃“闻风睹奥”，开始受到启发，追寻上古先贤的文章道义，受到的便是儒家思想的教育。在良好的家学渊源之下，王勃年少时就显现出非凡的才华，得到了父亲的赞扬，并寄托以继承家学，如司马谈希望司马迁继承其祖业一样。所以王勃“以为■藻雕章，研几之余事；知来藏往，探赜之所宗。随时以发，其唯应便；稽古以成，其殆察微”{18}，将诗文创作视为“余事”，而努力探求古人圣贤之学问，所以王勃论文之中的尊儒倾向也在所不免，因而本文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视为是王勃自己的思想观念之反映；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考察，初唐对齐梁以及本朝的绮靡文风也掀起了一股批判的思潮，除了王勃之外，很多人也参与了文学的复古努力和理论构建。同样是杨炯，他在《王勃集序》中说：“尝以龙朔初载，文场变体，争构纤微，竞为雕刻。糅之金玉龙凤，乱之朱紫青黄。影带以徇其功，假对以称其美。骨气都尽，刚健不闻；思革其弊，用光志业。”{19}对本朝的不良文风做出了直接的评价，同时又对王勃的创作表达了赞赏，称赞其对文学革新的巨大贡献：“长风一振，众萌自偃。遂使繁综浅术，无藩篱之固；纷纭小才，失金汤之险。积年绮碎，一朝清廓；翰苑豁如，词林增俊。”{20}此外对六朝文风的批判，例如李百药在《北齐书·文苑传序》中说道：“江左梁末，弥尚轻险，始自储宫，刑乎流俗，杂■以成音，故虽悲而不雅”，“夫两朝叔世，俱肆淫声，而齐世之变风，属诸管弦，梁时变雅，在夫篇什”{21}，指出齐梁时文一落流俗，二变风雅，皆是偏离儒家风教之作。魏徵也说：“永嘉以后，玄风既扇，辞多平淡，文寡风力。降及江东，不胜其弊”，“梁简文之在东宫，亦好篇什，清辞巧制，止乎衽席之间，雕琢蔓藻，思极闺闱之内。后生好事，递相放习，朝野纷纷，号为宫体。流宕不已，讫于丧亡。”{22}批评了玄言诗的淡乎寡味，对宫体诗也表达了其否定的态度。对六朝至唐初浮艳轻糜文风批评最为强烈、产生的影响也最为巨大的初唐诗人是陈子昂。他在《与东方左使虬修竹篇序》中说：“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诗，彩力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咏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感叹从六朝以来风骨、风雅俱失的局面，不满繁彩颓靡之作，因而紧接着又提出了其著名的诗学理想：“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练，有金石声。”{23}所以从初唐文坛的大环境来看，批评浮靡文风，提倡复古，致力于回复儒家传统诗教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思潮，所以王勃提出的复古论，也就成为了这种评论语境中的一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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