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作为一位多年生活在西方却又有着浓重国族情结的作家，卡勒德·胡塞尼对故乡阿富汗命运的描述和思考始终处于矛盾之中，构成其作品最深沉缠绵的底色，也是其新作《群山回唱》的主题。细致考察胡塞尼的家国观，对于我们深入理解当代流散文学越界写作的复杂心态、视角或将有重要启发。

　　关键词：胡塞尼 《群山回唱》 阿富汗 家国观 流散写作

　　2013年，胡塞尼（Khaled Hosseini）的第三本小说《群山回唱》出版，其畅销程度甚至超过了其风靡一时的处女作《追风筝的人》。在这部新作的首发会上，胡塞尼称：“《群山回唱》的写作始于家庭概念。事实上，我的写作不断涉及的最重要主题是家庭。抛开了这个线索，你几乎无法理解自己，无法理解周围的人，无法弄明白整个世界中自己的位置。”①以家庭为叙述的载体，胡塞尼多年来进一步关注阿富汗的国族历史与命运，这一主题构成了它作品中最震撼人心的力量。亲情、友情、爱情、人性在国族与家园的背景下或被扭曲撕裂，或被烘托放大出来。美国评论家钦科维茨（Jerome Klinkowitz）曾如此评价胡塞尼写作的魅力：“胡塞尼的阿富汗系列小说以其对国族命运的关切深深打动读者的心，它在‘9·11’之后展现了一个西方世界亦能理解的伊斯兰。”②

　　阿富汗地处亚洲内陆，是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近代以来阿富汗一直面临深重的国族危机：内部民族纷争、英俄美等国在此长期的利益争夺、军阀混战、左派极权、塔利班统治等。一些自由知识分子纷纷于1980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后向西方寻求避难，十五岁的胡塞尼也和家人一起实现了向美国的“突围”。然而，正如他作品中的主人公一样，看似自由宁静的异乡生活从未缓释他们对自身民族命运的忧虑，新的公民身份也无法使其真正融入西方的传统与价值，胡塞尼的写作成为典型的“流散文学”。萨义德（Edward W. Said）曾在《流亡的反思》中说：“流散是个人与故乡以及自我与其真正的家园之间不可弥合的裂痕。”③ 最终，他笔下的主人公纷纷以不同的方式试图向家园“回归”。

　　突围：远去的“他们”

　　与胡塞尼本人的经历相似，他笔下有一群典型的自由知识分子，出生在阿富汗传统的贵族家庭，却受过西方式教育。当阿富汗的社会现实一次次冲击他们的底线时，向西方逃离和突围成为他们唯一能选择的出路。《追风筝的人》中，尽管阿米尔曾试图超越种族和阶级的鸿沟，与忠诚、聪慧、善良、勇敢的哈桑结下兄弟情谊，但人性的弱点使他背弃了哈桑而产生自卑。他想远离哈桑从而摆脱那个卑怯的自己，于是嫁祸偷窃逼走了哈桑一家。但阿米尔内心并不平静，哈桑的影子就好像那只他曾用生命和荣誉捍卫的风筝，处处刻在阿米尔的生活里。直至苏联入侵，阿米尔随父移居美国，才真正将往事尘封起来。多年后，被唤醒的阿米尔为了拯救侄子盖拉勃，回到阿富汗。当他看到破败的家园、残酷的暴政，并经历了好莱坞惊悚片式的逃亡后，美国再一次成为他们的避难所。对于阿米尔而言，西方生活既是种安慰剂，又成为麻木剂。《灿烂千阳》里，玛丽雅姆和莱拉反抗并杀死残暴的丈夫，试图逃出塔利班统治区。玛丽雅姆牺牲自己，帮助亲如姐妹的莱拉“突围”，实际上也在成全自己从小“去外面世界”的梦想，尽管她的每一次“突围”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私生女的身份离开儿时宁静的乡村到父亲在城里的大家庭生活，她的母亲为此绝望而自杀，她不久也被迫嫁给年纪比自己大很多的暴君丈夫；想和莱拉一起改变暗无天日的生活，她们经常被丈夫毒打、绝食、关禁闭，在不堪虐待之下犯下杀人罪；想摆脱恐怖混乱、千疮百孔的家园，她们不惜在女子无男性陪伴不能出行的传统禁令下，冒生命危险出逃，玛丽雅姆为莱拉而死去，她承受的巨大苦难幻化成千万个太阳，成就了一份大爱。

　　《群山回唱》中的妮拉继续演绎了“突围”的主题。妮拉是阿富汗与法国的混血儿，这个身份颇具深意。在阿富汗，妮拉一直是个异类。她很小的时候，母亲便独自回到欧洲。妮拉自幼具有叛逆精神，她不愿接受“贵族”式的教育，和“下层”社会的男孩早恋，让贵族出生的父亲伤透脑筋。好不容易把她嫁进一个大户人家，但夫妻二人总是若即若离，在丈夫中风之后，妮拉不愿像传统阿富汗妇女为家庭牺牲自己的自由和幸福，于是不顾众人议论抛下丈夫、带着养女帕丽定居法国。在西方，妮拉是一位著名的诗人，但是在喀布尔“一个替他吆喝的人都没有”。“在喀布尔没有人把我看成什么先锋，我只是个粗俗，放荡，不道德的人物。”萨义德强调，“知识分子想在人们能很好地听你讲话的地方说要说的话……它自然地与一个民族的愿望以及共同诉求相关”④。因此，妮拉宁可终身漂泊在一个可以“大声说话”的异乡，甚至自己的孩子连母语也忘却了。当她与采访者聊起自己的生平时，总习惯将阿富汗人称为“他们”。她如此形容自己与阿富汗，与父亲、丈夫的关系：“我和我自己离了婚，和我更令人烦恼的那一半。”

　　妮拉的经历典型反映了逃离祖国，不得不以西方为家的流散知识分子的心态。她们虽与母文化有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她们痛恨阿富汗的极权专制；对民族的贫穷动荡感到不安；厌恶伊斯兰传统中的保守固

　　陋……“流散”成为最有效的反抗策略。正如丹麦学者勃兰兑斯（Georg Morris Cohen Brandes）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所描述的：“在这两大暴政（国民公会和帝国的专政）期间，一个法国文人只有远离巴黎，在寂寥的乡间过死一般寂静的生活，或是逃出国去，才能从事他的创作。只有在这些地方，独立思考的法国人才能存在，也只有独立思考的人才能创造文艺、发展文艺。”⑤妮拉这样的“自由女性”，在阿富汗长期处于失语和被压迫的状态，她幻想通过融入西方来改变自己的边缘身份。尽管在许多后殖民理论家的笔下，东方是被“东方化”和“他者化”了的东方⑥，但实际上主导这种“他者化”的并非只是西方，它还包括东方自身存在文化认同危机的少数族群。对于这些移民作家而言，生活的“此在”与文化的“他乡”奇妙地整合起来，呈现出一种“混杂”⑦叙事和“复线”⑧历史。

　　游离：“魔鬼的宫殿”

　　与妮拉主动向西方“突围”不同，帕丽人生的两次出走都是被动的。帕丽和哥哥阿卜杜拉出生在一个贫苦人家，他们的生母生帕丽时死于难产，从此十岁的阿卜杜拉学会给帕丽换尿布、哄睡觉、唱摇篮曲……直至兄妹俩继母的弟弟、在妮拉家当厨师兼司机的“纳比舅舅”将帕丽带到不能生育的妮拉面前，她的命运从此改变，实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突围”。人们大多认为帕丽是个幸运儿，成就了更好人生，只有帕丽兄妹俩难舍难分。故事开头，父亲萨布尔给帕丽兄妹讲了一个“魔鬼的宫殿”的故事颇具深意：传说中的吃人魔每次来村里都会掳走一两个小孩。一位父亲最心爱的小儿子也被魔鬼带走了。几年来，痛苦折磨着这位父亲，他决定找魔鬼报仇。经历千难万险后，他终于来到魔鬼的宫殿，却意外发现这里是个人间仙境，被抓来的孩子们过着无比优裕的生活，整日在巨大的花园里嬉戏，接受良好的教育。老父亲发现日思夜想的儿子长高了，他时不时快乐地大笑。父亲激动地要求带走儿子，可是魔鬼告诉他如果这样孩子将再也不可能回到这里。父亲的内心又煎熬起来，一面是难以割舍的亲情，另一面却是穷困与富足的巨大落差。父亲最终决定独自离开，于是魔鬼给了他一杯能抹去记忆的药水，正如曾经给他的小儿子服用过的一样，他们得以永远忘记彼此。

　　萨布尔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他相信魔鬼宫殿里的那些孩子，即使割断亲缘、背井离乡也必定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至少拥有安定、优越的生活环境。帕丽那时太小，她虽舍不得给自己讲故事、唱儿歌的哥哥，也舍不得村里的大黄狗，但对新生活的好奇令其很快忽略了自己的身世。多年以后帕丽感叹：“我们俩，阿卜杜拉和我失散的时候，他受到的伤害比我重得多。我比较幸运，因为我年纪小，这一点保护了我。我还能享受遗忘。他不行。”

　　阿卜杜拉则扮演了“魔鬼的宫殿”那个故事中无法释怀的老父亲角色：

　　阿卜杜拉不出声地哭起来了。

　　“噢，乖孩子。”瓦赫达提太太说，她有些吃惊。“可怜的小家伙。”她从手提包里扯出条手帕，递到他面前。

　　阿卜杜拉把手帕猛地拨到一边。“请不要那样做。”他说。他的声音颤抖着。

　　她蹲到他身边，墨镜推到头上，眼中也泛起了泪光。“如果你恨我，我也不怪你。这是你的权利。可

　　是……我不指望你能理解，现在就能理解，可这是最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阿卜杜拉。真的是这样。将来你一定会明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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