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着作为帕丽的“救世主”的心态，妮拉不仅给了帕丽不同于阿卜杜拉的生活，甚至在丈夫中风后毅然抛舍家园把帕丽带到巴黎定居，以给她完全的“自由”。从此，帕丽不仅离开了亲人，而且远离了祖国，完成了她的第二次“突围”。

　　“我来法国是因为我希望把女儿救出来，让她免于一种不可挽救的人生。……我不想让她违背自己的意愿和天性，变成一个勤劳而悲伤的女人，一辈子俯首为奴，忍气吞声，永远处于恐惧的状态，不敢抛头露面，不敢说话，总是害怕做错事情。这样的女人在西方，比如说在这儿，在法国，却深受某些人的推崇，她们变成了女英雄。”

　　就这样，在生父萨布尔和养母妮拉的苦心安排下，帕丽如此长久地被留给了“魔鬼”。生活在“别处”，只因为魔鬼宫殿的富足、民主、和平、自由，脱离了混乱、贫穷、愚昧……帕丽没有自我选择的机会。实际上帕丽骨子里并不想变成妮拉所渴望的那种“女英雄”，她愿意过平凡和传统的生活。她不像母亲那般特立独行，而是选择步入一个简单、平实的婚姻，生养了三个孩子。同样与妮拉献身于艺术不同，帕丽是一名数学教授，她觉得数学公式的不变性、不随意也不模糊性能给她最深的“慰藉”。可见，帕丽很需要一种安定感，自由和五光十色的巴黎并不能给她“家”的归属感，生活在“魔鬼宫殿”里的小女孩并不快乐。妮拉不得不承认，帕丽一直试图以“反抗”的形式选择与自己不一样的人生。

　　那么，有着一半法国血统、作为拯救者抑或魔鬼的妮拉在西方是否真的那么如鱼得水呢？妮拉十岁那年，父母离婚了，母亲回法国与妮拉的姨妈阿涅丝生活在一起。不久纳粹攻入巴黎，阿涅丝被杀，母亲也在郁郁中死于肺炎。可见，西方世界同样存在动荡不安、杀戮、疾病和绝望，甚至面临比中东社会更多的现代性恶果，它并非人类的诺亚方舟。妮拉自以为成了摆脱传统束缚、在巴黎名声大噪的“自由女性”，可是在巴黎，她和女儿的生活一直流动不居。在阿富汗，妮拉至少是受人尊敬、奴仆成群的瓦赫达提太太，拥有一所巨大的宅子和美丽的花园；在巴黎她除了积蓄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和女儿租住在狭小的公寓间，甚至不得不各自委身在男友的住所。最具讽刺意义的是，妮拉爱上了教授于连，而于连却钟情于年轻的帕丽。这种在阿富汗绝不可能被容忍的乱伦以妮拉深受伤害而不得不退出告终。尽管帕丽最后没有选择于连这样的花花公子，而嫁给了自强、朴实的埃里克，但这段畸恋摧毁了妮拉的健康和自信，以及她对西方生活方式的迷恋，也在这对本来就不易相互理解的母女之间拉开了一条难以弥合的裂隙。妮拉的自杀印证了她内心的绝望和孤独，或许，死亡才是这位始终在东西方文化间徘徊、无根无家的“边缘人”最好的归宿。

　　回归：寻找记忆中的“小仙女”

　　“回家”是胡塞尼所有作品的重要主题。《追风筝的人》中，阿米尔被感化不惜冒险回到塔利班统治的阿富汗，寻找自己失散的亲人、哈桑的儿子。如果说阿富汗——巴基斯坦——美国是主人公不断走向安全与自由的路径，而寻求“重新做好人”的心灵救赎之路方向却正好相反。尽管阿米尔从小喝着可口可乐，受美国式教育，又在美国成家立业，阿富汗已经褪成模糊的记忆，但只有这里的天空才有欢快、纯净的“风筝节”，它是永远的精神故乡。“风筝”象征性地反映了胡塞尼这类离散作家的典型心境：不论飞到哪里，它的线始终在家乡亲人的手里。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哈桑在孩子们追逐从天空掉下的风筝时会那么自信，因为阿米尔即使走向天涯，他的心还是割不断与哈桑的兄弟情谊。同样，《灿烂千阳》中莱拉和法里克夫妇“突围”成功，踏上了新生活的道路，而亲如姐妹的玛丽雅姆为了掩护莱拉出逃，在迦兹体育馆被塔利班的党羽乱石投死。多年以后，莱拉带着全家人回到了玛丽雅姆童年的那个世外桃源，去感受玛丽雅姆成长的气息，这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和朝圣。在历尽苦难与不公之后，莱拉更能体味到家园能带来的心灵的宁静和真情的可贵。

　　与阿米尔和莱拉相似，从小便来到巴黎，甚至连母语也早已忘记的帕丽最终也回到了阿富汗。帕丽（pari）和“Paris”的发音差不多，但帕丽的发音没有“s”，意为“仙女”，这在文本中也有十分明显的寓意。小说开头，当帕丽刚出生时，哥哥阿卜杜拉常常吟唱着“小仙女”的童谣哄她入眠。这段家乡的童谣在文本中反复再现，成为帕丽最深刻的文化胎印：“我瞅见伤心的小仙女，待在纸树影子下。我知道伤心的小仙女，晚风把她吹走了。”

　　很多年以后，整形外科大夫马科斯供职于阿富汗一家非赢利的医疗机构，他租住的房子正好是妮拉与帕丽从前的家，由此意外得知了帕丽的身世。当他受纳比之托将这一秘密告诉帕丽之后，帕丽逐渐回忆起了在阿富汗那个贫苦乡村里的童年，唱着“小仙女”童谣的阿卜杜拉的形象也慢慢鲜明起来，指引着帕丽的“回归”。当失散的兄妹重逢时，已时隔五十八年。阿卜杜拉已风烛残年，得了严重的老年痴呆。他认不出帕丽了，他只记得儿时那首童谣的前半段，帕丽为他接上了后半段。她陪伴疯癫的哥哥走完了最后的人生，不再是一个游子，她回到了家。

　　《群山回唱》还穿插着另一条看似闲笔，实则耐人寻味的线索，一次关于“身份”的探讨。马科斯的好友萨丽娅小时候曾因为事故被狗咬掉了半张脸，使她一生都生活在丑陋的阴影里。然而，尽管她和生有兔唇的哈桑一样面貌丑陋，却充满智慧和灵气，对朋友像亲人般地奉献和忠诚。这促成了马科斯成为一名整形医生。可是，马科斯多次劝说萨丽娅做手术都被拒绝了。多年以后，当马科斯体会到了阿富汗人对他们民族身份爱恨交织的情结后，他终于理解了萨丽娅：“我对萨丽娅的劝说一直持续到了今天。我知道她不会接受。可现在我理解了。因为她是对的——她就是这个样子。每天在镜子里盯着那张脸，打量着那令人毛骨悚然的毁伤，继而鼓足勇气来接受它。她的接受是慢慢形成的，累月经年，如潮水冲击，雕刻出海岸上的礁石。狗只需几分钟，就能给萨丽娅一张脸，她却需要花费终生，来把这张脸塑造成新的身份。她不会允许我用手术刀让这一切前功尽弃。那就像在旧伤之上，又割开了新伤。”

　　可见，人们要真正抹杀自身的标签是很难的，即使这个身份可能让人感觉丑陋不堪。身体面容如此，民族血缘如此，文化归属亦如此。因此，“回归”似乎变成了唯一的归宿。尽管故乡有着战乱、贫困、绝望和暴政，但它也有着爱、奉献、希望与救赎，它是最能触动千千万万流散作家们心底最温柔处的所在。

　　故事结尾，作者借曾因反抗苏联入侵而深受百姓爱戴的老将军巴巴江之口，鲜明地表达了他的国族观：“阿富汗是咱们所有人的母亲。……但是，咱们的母亲生了病，病了很长时间。这个时候，母亲需要儿子们帮她好起来，这毫无疑问，可母亲也需要女儿们，同样需要，也许更需要！”

　　作为一位出生在阿富汗却长期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作家，胡塞尼的写作是多元混杂的，

　　又是单一纯净的。其多元混杂性源于游移于文化之间而与生俱来产生的矛盾、边缘化和碎片化；其单一性则表现在他始终以家庭、国族为叙事主题。

　　上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埃里克森（Erik Erikson）针对后现代状况下青年一代的心理变化而提出了“身

　　份危机”（Identity Crisis）的概念。⑨ 如今，这种描述也成为跨文化叙事，特别是流散作家的心理写照。对于充满苦难和动荡的母体，他们的超脱感和优越性使其能自然地从“外部”重审家园、国族的历史和文化，他们甚至用西方的话语和思维对自身传统提出质疑和批判；然而，在面临西方巨大的价值全球化进程时，他们又难以抹却深深的边缘感和“空心”感，从而希望从母体文明里寻找到能抵御或反思西方现代性的思想资源。曾经，犹太学者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出于对自身民族命运的同情，充满哀伤地感叹同样已处于文明劣势的中国传统被“博物馆化”，梁启超等近代知识分子不得不在历史与价值的矛盾中焦虑地寻求平衡，中国不得不由传统的“天下”想象退守到现实的“国族”意识中。⑩当下，以胡塞尼为代表的一批漂泊或悬浮于东西方、传统与现代之间，甚至有着天然混血因子的作家们同样以其笔下一个个生动的人物形象诠释文化“突围”与“回归”的内涵，他们都成长在一个失去中心、失去信仰、支离破碎的时代，他们都曾逃离到的“新世界”里，却仍追寻着自己心灵的原乡。正如评论家凯里奥特（Ruth R. Caillout）所说：“胡塞尼小说中的故乡家园永远是属于孩提时代的，它充满笨拙、幼稚和粗野。……当这些孩子受文明教化而成人之后，才发现自己的生命源力还深深埋在童年的乡野中。”{11}

　　或许，《群山回唱》正是那些游子们朝向童年的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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