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纪实文学的理论比散文更落后、更亟须加强。实际上，它的主要品类除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外，还包括纪实散文等；“新五性”是包括纪实散文在内的纪实文学的基本特性与评价标准。甘建华的“文史笔记”系列体现了鲜明的“新五性”特色，为纪实文学尤其是纪实散文的理论建构提供了典型范例，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

　　纪实散文；纪实文学；新五性；文史笔记；理论建构

　　在有关拙文①尤其是在新著《中国报告文学新论》中，笔者认为：从20世纪90年代延续至今的“纪实文学”创作热中，存在着文体杂糅、概念混乱等现象，亟待进行理论建设；实际上，“纪实文学”不是与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并列的“属”概念，而是包括报告文学、传记文学与纪实散文等在内的“种”概念；“新五性”主体创作的庄严性、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文本内涵的学理性、文史兼容的复合性不仅是报告文学的文体特征与价值标准，甚至“也基本适用于传记文学”。如果说，以上观点尤其是有关“新五性”的论述，主要还是立足于报告文学的话，那么，通过阅读有关散文尤其是甘建华的“文史笔记”后，笔者的认识又有进一步的提高与深化。因此，本文试以甘建华的“文史笔记”为考察重点，结合余秋雨、章诒和等人的创作，探讨纪实散文与“新五性”等有关纪实文学的理论建构问题。

　　首先，关于“纪实散文”的文体及其属性问题。散文究竟属于“虚构”还是“纪实”？综观中国散文发展及其传统理论可知，在这一点上，其文体内涵与外延都是模糊、矛盾与游移不定的：当它与“韵文”相对时，它“大”到既包括诸子百家与文史典籍等“纪实”部分，又包括小说、戏剧等“虚构”作品；当它与诗歌、小说等相对时，又“小”到既不包括报告、传记，也不涵盖书信、日记，而特指“独抒性灵”的“小品”、“美文”；它一方面强调主体情感之“真”，一方面又允许“浪漫”、“想象”与“虚构”，等等。因此在理论

　　上，“我们可以说什么不是散文，但我们很难说什么是散文”②，给散文下定义，确实“很难说得恰到好处，因为实在太复杂，凭你怎么说，总难免顾此失彼，不实不尽”③；如此，作为权宜之计，许多还未定型的新生文体只能暂时存放于“散文”这一具有极大伸缩性的“筐”（体裁形式）中。虽然传统的“四分法”（诗歌、小说、戏剧、散文）仍把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置于“散文”之内，但毕竟不少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文论教材已将报告文学“独立”，且也涉及传记文学。但问题也在这里：“四分法”还未完全破除，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还处于“基本”与“争取”状态，而现实创作的迅猛发展则已向这种“传统”提出了严峻挑战。正因如此，人们才又草编“纪实文学”这一新“筐”以作权宜之计。然而，由于人们的草率与忙乱，该“筐”不但未解决原有问题，而且更带来文体与概念的混乱，有感于此，笔者才提出“史传报告文学”的概念，认为“纪实文学”主要属于发展、变化了的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④但即使如此，还有一些作品不能归于其中，因而笔者认为有必要再提出“纪实散文”的概念，即再编另一与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并列的新“筐”。

　　为何要确立“纪实散文”这一文体门类，如前所述，除散文概念与边界的模糊性、伸缩性外，主要是因为现实“存在”的动态性与复杂性。也就是说，在当今文学普遍向“文史哲”扩张的“大文学”时代，不仅报告文学已发展为“大报告文学”，而且散文与报告文学、传记文学等相对的狭义散文（主要是纪实散文）也越来越向“大散文”发展。其具体表现，一是规模宏大，动辄以“系列”推出。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与《山居笔记》等“文化”系列，权延赤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与《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等“红墙”系列⑤，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与《伶人往事》等“往事”系列，岳南的《南渡北归》等“学人”系列⑥与《考古中国》等“考古”系列⑦，以及贾宏图的《我们的故事》等“知青”系列⑧和陈敦德的“新中国外交年轮丛书”⑨，等等。二是篇幅长大，即有的单篇作品动辄几十万字。如陈庆愉的《多少往事烟雨中》、裘山山的《亲历五月》与咏慷的《红色季风一个红卫兵领袖的传奇经历》等，字数为20-30万字，王族、卢一萍的《神山圣域》与王树增的《1901》等，则达40-50万字之多。三是内容厚重，境界宏阔，也表现出融文史哲于一体的学理特色。而甘建华的《蓝墨水的上游》与《江山多少人杰》正是如此：不仅也是“文史笔记”系列，篇幅达60万字，而且内容广博，视野宏大，“纪实”与学术特色鲜明可以说，它们既是专注衡阳地域的乡土纪实文学，又是拓展湖湘文化研究的通俗学术著作。就此而言，甘建华的“文史”系列不但为纪实文学的理论建构尤其是为纪实散文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范本，而且也和其他许多具有重要审美新质的创作一道，标志着当今散文的确发展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阶段尤其是与方兴未艾的“纪实文学”热相呼应，也表现出鲜明的“纪实”倾向或已形成“纪实散文”的独立门类。

　　其次，关于纪实文学与“新五性”问题。笔者曾经认为，“新五性”也“基本适用于传记文学”，只不过各自的侧重点不同罢了。但由于当时笔者对纪实散文是否应单独成类并是否也适用于“新五性”还心存疑虑，故还未论及纪实散文与“新五性”的问题。现通过考察余秋雨、章诒和等人的散文尤其是甘建华的“文史笔记”后，笔者即可下此断语：“新五性”是包括纪实散文在内的整个纪实文学的基本特征与价值标准或者说，是纪实文学理论建构的主干基础之一；如果更进一步，即可认为，甘建华的“文史笔记”为纪实文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新的审美新质，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因为，传统理论认为，“自我性”、“内向性”、“表现性”是散文的三大审美特征B10；“以真情实感为基础的艺术境界”、“各种层次的内心图景”、“丰富复杂的思考内涵”与“语言的散文美”，是评价散文的“四种尺度”，也大致接近“散文创作的本质”。B11实际上，这主要是就传统的狭义散文而言的，因为它强调的是“自我”、“表现”与“境界”、“内心”、“语言美”等。而从余秋雨、章诒和尤其是甘建华的“文史笔记”等纪实散文来看，除“真情实感”与“思考内涵”得以强化和扩展外，它的确在题材内容与构思立意等审美追求方面，还发生了由“小”到“大”、由“轻”到“重”、由“内”到“外”，以及由重自我表现到重客体再现，由重语言、文采到重文史、学术等深刻变化。

　　先看“主体创作的庄严性”。按理，在这方面，散文不如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表现突出。散文，由于其文体渊源与传统的缘故，它在题材、方法与视角等方面更自由、散漫，因而一般来说，它不须承担报告文学与传记文学那样沉重的责任，也不刻意追求直接的现实功利。然而，从新时期以来涌现的“大散文”尤其是纪实散文来看，它却可以在“文化”、“学术”等层面，以更具个性化的言说方式，在“情”与“理”的融合中表达作者对社会、人生与世界的看法。就此而言，它的审美功效与艺术力量毫不低于报告文学和传记文学。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与《千年一叹》等文化散文，既以实地考察的游记形式谈古论今，又以杂感论说的姿态进行文化批判，在进行学理启智的同时不乏冷静的思想启蒙。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与《伶人往事》等“往事”系列，将个人的情感之殇与历史的幽深、乖舛融于文化名人的命运之中，在冷酷的真实中透出内在的批判力量。而甘建华的《蓝墨水的上游》与《江山多少人杰》等“文史笔记”，虽然无余秋雨的“见多识广”与潇洒、睿智，却比余秋雨的创作更“术业”专精、知识密集；虽然无章诒和的专业深度与情感力度，却比章诒和创作的内容更广博、繁复，也更具学术“硬”度与现实情怀。即他立足湖湘文化，专注衡阳地土，纵览古今人物，融合学术文学，于传统继承中不乏开拓创新。尤其是其写作态度的严肃、专注，更令人感慨、敬佩。正如作者所说：“这些年，我远离了是非之地和喧嚣之声，不需要阿谀谁，不需要仰人鼻息，不需要为稻粮谋，不需要为五斗米折腰，能够客观地看待那些既往的事物，忍看朋辈登高枝。在感激曾经伤害过我的人的同时，从感恩出发，从谦卑做起，孜孜矻矻，不求闻达，始终坚持个人化写作”B12；其中有的篇章修改数十遍甚至上百遍。B13由此，我们不能不说，甘建华的创作的确表现出使命感、神圣感与责任担当等主体创作的“庄严”、“虔敬”。B14的确，散文创作“最为根本的目的是提高整个民族的情操与精神境界，却不是具体而微地去解决某些社会问题”，但它“能不能变得更为厚重，确实是与作者的社会责任感构成正比的”。B15在这方面，甘建华的纪实散文创作是其突出代表之一。

　　再看“题材选择的开拓性”。我认为，题材问题是纪实文学与虚构文学的最大差异之一。因为，纪实文学由于受“实”的限制，不能如虚构文学那样天马行空、自由想象，因而只能“七分题材三分写”，关键在于“写什么”而不在于“怎么写”。因此，“题材选择的开拓”至关重要。如《傅雷家书》，我认为，书信、日记与回忆录等，不应归入“传记文学”而应属于“纪实散文”之所以流传不朽，不只是因为父子情深或父爱伟大，而是它第一次为人们提供了教育学尤其是家庭教育方面的成功范例；巴金的《随想录》之所以被认为是经典作品，是因为作家第一次以自己的切身感受，对“文革”历史说了“真话”；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与《山居笔记》等之所以影响广泛，是因为他第一次以诸多名胜古迹为考察对象，并由此引发对历史、文化与人生的重新思考；章诒和的“往事”系列之所以震撼人心，是因为她第一次以知情人与专家身份，揭示和还原了当代诸多艺术家等文化名流的坎坷人生与内心世界；陈愉庆的《多少往事烟雨中》之所以赢得一致肯定，除笔调清新、文字隽永外，也是因为它第一次披露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曾轰动全国建筑界，有关古都北京保护的“梁陈方案”从诞生到流产的坎坷历程。甘建华的“文史笔记”系列也是这样：它不仅第一次较全面、系统地发掘和梳理了衡阳地区的宝贵文化资源，而且为湘楚文化研究与地域文学发展开拓了新的领域。具体来说，“《江山多少人杰》所载35位衡阳历代文化名人，排列上按照出生年代为序，其中作古者21人，健在者14人，与《蓝墨水的上游》以综合事件为主要脉络而展开的笔谈札记不同，它主要是以散文长短篇的形式，描述单个人物的生平事功与精神风貌，客籍人物强调其对衡阳历史文化的贡献，本籍人物突出其在湖湘文化长河的地位，二者互为补充”B16。总之，以上所述的诸多“第一次”，有力说明了“题材选择的开拓”也是纪实散文的基本特性与评价标准之一。

　　第三，关于“文体本质的非虚构性”。应该说，从中国文学的传统来看，散文主要是“纪实”的或是以“纪实”为主的。但以“虚构”为中心或建立在“虚构”、“想象”基础上的传统文论，却将散文与小说、诗歌、戏剧并列，作为“四分法”中的主要文体之一。这就说明，现代以来，随着“纯文学”观的盛行，人们主要还是将小品、随笔等狭义散文视为“虚构”文学的范畴。事实上，从晚明公安派的“独抒性灵”到现代周作人、林语堂等的小品、“幽默”，再到当代刘白羽、杨朔等人的“激情”与“意境”，占散文主导地位的确是以抒情、明志和立意等为审美选择的“美文”之类。而自新时期以来，随着“大文学”的发展与“纪实文学”热的日趋攀升，散文也在反叛传统、更新观念，越来越向“大”与“实”发展。即不但在形式上篇幅长大、格局宏大，而且在内容上也向历史、文化的深层掘进当然，其中还包括文学与科学（学术）以及“情”与“理”的有机融合等。这一点，我们从以上所举的诸多作品中都可看到。这也是笔者提出“纪实散文”概念尤其是将余秋雨等人的创作位列其中的背景与理由。而甘建华的“文史笔记”更是这样：更加表现了这一散文发展的审美新变与动态趋向。他写的不但都是衡阳本地和客籍的文化名人，而且梳爬剔抉、旁征博引，对其生平事迹、著述言论等进行翔实考证，同时又进行学术评点与文学描述。在这点上，他的确比余秋雨、章诒和等人更“实”、更“专”如果说，章诒和的描写对象主要是文化名流与“伶人往事”，那么，甘建华的题材内容则侧重于衡阳风土与湖湘文化。如果说，他（她）们三人均为学者型作家，其创作都表现出“文”与“理”、“虚”与“实”等方面的有机融合，那么，余秋雨是“文”“理”参半、“虚”“实”相生，章诒和是“情”重于“理”、“实”大于“虚”，而甘建华则是“理”胜于“文”、“实”重于“虚”。当然，在“理”的内涵中，相对而言，余秋雨更多“文化批判”，章诒和侧重“历史反思”，甘建华则立足“学术考评”。

　　还须特别指出，在“纪实散文”之“实”以及整个纪实文学的“非虚构”特性中，我们必须强调主体情感的“真实”。这一点，不但与前述的“主体创作的庄严”紧密相连，而且也是新时期以来散文与纪实文学创作所发生的最根本的深刻变化之一。因为，如同冷梦的《黄河大移民》与王新民《拷问2003渭河特大水灾》等报告文学颠覆了贺敬之的《三门峡梳妆台》对三门峡水库的歌颂一样，巴金、章诒和、甘建华等人的纪实散文也颠覆了杨朔、刘白羽等的“美文”创作。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杨朔的《海市》、《荔枝蜜》、《雪浪花》与《泰山极顶》等散文，“是那样的对历史不负责任”：

　　因为尽管当时中国大地上可能确有他笔下所写的到处是“金山银山”的“人间海市”，但普遍的是人们在挨饿。因此，这就不得不使我们这些后人要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是杨朔没有见到真实情况，还是见到了真实情况而不愿说真实话呢？

　　……景是那样牵强、苍白和渺茫，而为大炼钢铁抒发的激情却是这样实在、雄壮和明朗，这种景的反差，正是“自我”对某种上帝意志的屈从的必然。所以人们读杨朔的散文，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景是完美的，情是完美的，一篇散文就是一个完美的“天堂”。但这些“天堂”都在天上，而不在人间。杨朔的悲剧就在于他的散文离开了历史，离开了大地，而升天了。这样，人们也就怀疑杨朔是否住在人间。他的“自我”也在这“人间天堂”中升天了，消失了。B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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