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白羽和秦牧也是这样。刘白羽散文的情感抒情走向是：“日出”“晨光”式的景“日出”“晨光”式的人“日出”“晨光”式的豪言壮语，使人感到“壮美之下有贫血，耀眼之下有失调”；“人们虽然不能对刘白羽写‘晨光’予以苛求，但是人们可以有理由不满足：为什么刘白羽总是单调的仅仅把‘阳光灿烂’的早晨告诉我们？”B18秦牧的散文“一方面谈天说地，知识丰富，给人以极大享受；但另一方面，他又不断地一而再、再而三地把一些相似的具有很强保险系数的单调感情，如膏药般地贴上，让我们闻膏药味”，因而人们“很难在这知识王国中找到作者‘自我’的影子”。总之，杨朔、刘白羽、秦牧的散文，除情绪“甜化”与抒情模式化外，都存在“自我”的变形和泯灭。B19从这里，我们的确可以看到：一方面，当今“纪实”散文的盛行是对以往“虚构”散文创作的反拨；另一方面，与整个纪实文学创作一样，纪实散文的“非虚构”首先是作家主体的“真实”与“庄严”。这一点，如前所述，我们从巴金、余秋雨、章诒和与甘建华等人的创作中都可见到。

　　第四，关于“文本内涵的学理性”。这也是纪实文学与虚构文学的最大区别之一。因为，按照经典文论，小说等虚构文学的倾向性只能通过情节和人物间接表现而不能“特别指点”，不然，就成了观念的“传声筒”。而纪实文学不同，其倾向性不但可以“特别指点”，而且可以说越鲜明、越深刻就越好。这也是由它的传统与文体特性所决定的。如报告文学先天具有批判性、现实性与“政论性”，传记文学先天具有“人性纪念”与“人生示范”等教化功能。而自新时期以来，这种“政论”与“教化”功能随着“大文学”的盛行，也越来越向深度和广度发展，发展为包括政治、文化、历史、学术等因素在内的“理性”或“学理性”。当然，具体到各文体类型又有所不同，如报告文学更多与政治学、社会学相关，主要侧重于“政治理性”，传记文学与历史学联系更直接、紧密，主要侧重于“科学理性”。B20那么，纪实散文呢？如同它先天的“散”与“杂”一样，它的“学理性”也相对宽泛、复杂一些，表现出综合、互容等特色。具体来说，如上所述，它主要包括历史、文化与学术等要素，其中余秋雨等以“文化批判”为主，巴金、章诒和、王树增等以“历史反思”为主，胡平、岳南、甘建华等以“学术考评”为主。如果要与报告文学的“政治理性”和传记文学的“科学理性”相对应，而“科学理性”实际也包括历史、学术等内容的话，那么，纪实散文的学理特色姑且可称为“文化理性”因“文化”的包容性更大，也可涵盖“历史”、“学术”等。而甘建华的创作正是这样：它既是对衡阳文化名人的研究，又是对湖湘文化或湘楚文化研究的拓展、深化因为，衡阳是湖湘文化的重要源头，衡阳文化与湖湘文化紧密相连；湖湘文化“文源深”、“文脉广”、“文气足”。B21而以往的湖湘文化（或湘楚文化）研究主要着眼于宏观、整体，极少从某一区域或地方入手进行系统整理与深入挖掘。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他所做的这一切无量功德，为人们重新审视衡阳这座湖湘文化名城，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口，并进一步提升了衡阳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地位。”B22

　　当然，说到“文化理性”与“学术研究”（或“学术考评”），我们还须进一步论述其作者的文化身份与专业眼光。正如章诒和是戏曲研究专家，因而对“伶人”等文化名流的描写与评析极具专业水准一样，甘建华曾当过记者、作家，经营过文化公司，而后又主要从事湖湘文化尤其是衡阳文化研究，因而他的创作有“敏锐的记者视野，生动的作家文风，深沉的学者气度，并触摸到湖湘士子重操守、敢担当的理学源头。他笔下的历史人物，在中国文化史上都应该占有一定的文化地位，但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无法言说的遗憾。甘建华从茫茫人海中，对衡阳先贤投以关注的目光，进行抢救发掘，使他们终于得以免遭永埋故纸的厄运”B23。不仅如此，他对历史人物、湖湘文化与书画艺术等的“考评”也极具“知识性”、“学术性”与“专业性”。如认为周敦颐的理论是湖湘学派的思想渊源；湖湘学派正式形成于南宋绍兴年间，创始者是胡安国、胡宏父子，而使其广为传播者则为张栻；南岳衡山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春秋大义是湖湘学派的“家法”，经世致用是湖湘学派的标志，“性本论”是湖湘学派最重要的理论特色；王夫之的哲学结束了宋明理学空谈心学、理性，不切实际的学风，开创了理学与经世致用结合的务实学风，是湖湘文化的一大转折点。B24欧名君的画“溶中西技法于一体，画中点的大小疏密，线的长短曲直，画的方圆错落，墨的浓淡枯润，色的冷暖呼应，均各施其用，各臻其妙”；“徐悲鸿画马曾以大笔浑厚的水墨写意法突破前辈，其弟子刘勃舒则采用草书用笔独创了自己的画马风格，而欧名君在吸取前人技法的基础上，独创出气韵勾心的画马法。他以大草笔法勾勒骨骼，大块泼墨凸显肌肉，彰显马的力感；着墨关节曲展、鬃、尾动态，飘洒出马的活力；细腻（描绘）面部轮廓表情，横溢马的柔美俊逸……骏马动静之态，象征草原灵魂，如梦境幻觉，强烈地呼唤着人性深处那种狂放不羁、自由潇洒的固有秉性，透露出蹄声响彻三千界的气势”。B25符铸的题画诗“简洁犀利，想象奇特，文字工整，清娴淡雅，质朴明达，刻画真切”；“诗人通过梅竹，借物抒情。梅之疏影冷香，竹之坚硬挺拔，相映成趣，高洁脱俗。……颇有李白‘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之豪情”。B26崔一鹗的画作“大气磅礴又诗意盎然，既有气运流贯、潇洒灵动的艺术效果，更有摄魂夺魄的心灵震撼，达到了物我两忘、神与物游的境界”B27。何满宗的“书学意识严格地遵循创作三步曲：遵道师法，悟道生韵，得道成趣。他常用的印章也反映出他的创作理念：书以载道、书能传道、书敢创道、书尚识道、书就是道”B28。如此等等。

　　最后，关于“文史兼容的复合性”。这一点，也是新时期以来纪实文学在“大文学”背景下所表现出的最大变化之一。如果说，由于其文体特性使然，“文史兼容”在传记文学中还无根本变化的话，那么，在报告文学中，由于“史传报告文学”的异军突起，这一点就显得非常突出了。因此，笔者认为，新时期以来的报告文学，不只是与“新闻”的“综合”，还有与“文史哲”等尤其是与“历史”的“综合”，同时也包括了它在文体规范和表现方法上与小说、散文以及传记文学等的“兼容”。B29而纪实散文，由于它先天就具有“综合”、“兼容”等特性，因而在这一点上显得更为鲜明、突出：如果说，余秋雨的创作除“文史哲”外还兼有“游记”、“杂文”等要素，那么，甘建华的“文史笔记”除“文史”外，还“综合”了“传记”、“考证”等方面的内容与形式。正如洛夫所指出的：他“游走于文学与历史之间，坚持精致写作、快乐阅读的原则，行文中充溢着对衡阳人文历史的温情和敬意。他花费4年时间深入研究，查找到了衡阳籍298名进士的科第年里。而关于元代衡山人何克明的情况，他更是孜孜以求，广征博引，最终查证了何克明的状元身份，让他的名字进入了《中国历代状元榜》（《两个半状元》）。甘建华之前，我们有多少人知道，欧阳询、周敦颐、文徵明、曾国藩、王闿运是衡阳人（《乡关何处》）？李白是否确曾到过南岳（《李白、杜甫与衡阳》）？《梅花三弄》、《潇湘水云》、《平沙落雁》居然出自衡阳（《中国十大古琴名曲衡阳有其三》）？石鼓有前七贤祠，怎么还有一个后七贤祠（《石鼓书院七贤》）？衡阳保卫战可曾有一首衡阳守军及衡阳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谱写的赞歌（《〈中湘颂〉与衡阳保卫战》）？”B30当然，在“文史”特色方面，更主要的还在于，一方面他纵览衡阳古今历史，描绘风土人情，讲述典故传说；另一方面，又以趣闻逸事与音容笑貌状写人物，以书画琴棋和诗词曲赋激活内容。正是如此，才使它与一般学术著作区别而兼具“传记”、“特写”、“小品”之特色与神韵。这一点，在《江山多少人杰》集中表现尤为突出。如《韩昌黎来了》中“韩愈开云”的典故，《南岳大儒旷敏本》中旷敏本焚联退槐树精的逸闻，《钟增亚的艺术之旅》中“增亚睡觉，众人皆醒”的戏言，《世间再无彭玉麟》与《探花谭鑫振》中曾国藩、彭玉麟等的对联诗词尤其是《画家周振志传奇》中有关周振志与钟增亚“兄弟阋墙、亲痛仇快”内幕的披露，《陈长芬的影像长城》中关于“精神贵族”陈长芬“湖南人的倔强”、“诗人的浪漫与豪情”的描写，以及《李清白的七七八八》中对李清白与“衡阳四麻”等的“饮食男女”和“风雅趣闻”的调侃，等等，均是其典型例证。当然，“文史”与“哲”紧密相连。在这方面，除厚重的学术含量与鲜明的专业评论外，甘建华创作中也不时有一些人生感悟之类，如“朋友相惜于品，相敬于德，相交于情，相随于义，相信于诚，相处于礼”（《但愿一识邓秋林》），等等。

　　有人指出：“散文理论是世界性的贫困，它的学术积累，不但不如诗歌、小说、戏剧，而且连后起的、暴发的电影都比不上”B31；因此，“人们对其概念与分类的理解，一直或广、或狭，众说不一。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因素：一是散文本身的‘游离性’；二是散文概念的‘多层次性’”B32。实际上，纪实文学的情况也是这样，甚至更为严重。因此，笔者提出“纪实散文”与“新五性”的概念，就是针对这种现状所作的努力。即针对“大文学”背景下的“大散文”现实，将散文基本上分为“纪实”与“虚构”两大类，并将其纳入纪实文学理论的建构中进行整体思考。而甘建华的“文史笔记”系列则为这种“努力”提供了典型个案。他和余秋雨、章诒和等人的创作一样，不但丰富了纪实散文的内涵与形式，展示了当今散文创作的丰硕成果与审美新变，而且为纪实文学的理论建构提供了新的文本案例和学术资源。这一点，正是甘建华“文史笔记”系列创作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所在。

　　注释：

　　①参见《纪实文学的门户清理与分类标准》，《当代文坛》2009年第1期；《“新五性”与报告文学之“文学”观念变革》，《江苏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新五性”与近年报告文学创作》，《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报告文学研究与文艺学的创新》，《文学评论》2011年第3期；等等。

　　②参见贾平凹主编《散文研究·当代散文写作随访》，转引自方遒《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③朱自清：《什么是散文？》，转引自方遒《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④参见拙文《纪实文学的门户清理与分类标准》，《当代文坛》2009年第1期；《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及其文体品格》，《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0年第1期；《史传报告文学的发展及其观念更新》，《湖南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⑤将该系列视为纪实散文而不是传记文学或“史传报告文学”，主要是因为它虚构的成分太大，违背了传记文学与报告文学“非虚构”要求的基本底线。参见拙文《纪实文学的门户清理与分类标准》，《当代文坛》2009年第1期。

　　⑥包括《南渡》、《北归》与《离别》三册，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版。

　　⑦包括《定陵地下皇宫洞开记》、《秦始皇兵马俑发现记》与《马王堆汉墓发掘记》等十册，海南出版社2007年版。

　　⑧《我们的故事一百个北大荒老知青的人生形态》二册，作家出版社2008-2009年版。

　　⑨包括《接触在1944：美军观察组》、《合作在1946：军调岁月》与《破冰在1964：中法建交纪实》等十册，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⑩刘锡庆：《艺术散文：当代散文走向的审美规范》，见方遒《散文学综论》，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89-90页。

　　B11见林非《散文研究的特点》，原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6期；转引自《林非论散文》，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35页。

　　B12B16甘建华：《江山多少人杰·后记》，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年版，第276页，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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