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人物分析

　　人物是叙事小说的必备因素，关键人物对小说的情节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在《边城》中，主要角色有翠翠、老船夫、傩送、天保和船总顺顺。统计结果显示，与人物分析相关的文献多集中在主角翠翠身上（共计10篇），单独讨论老船夫的文献只有1篇，剩余4篇则综合分析了小说中出现的多个角色。

　　研究者将翠翠的形象大致分为三类：圣母，赤子，蒙昧女性。如张丽军（2006）认为翠翠的形象具有矛盾的双重意蕴，“一方面是对翠翠的淳朴自然人性的赞美， 另一方面还隐含着对翠翠蒙昧生命意识的批判[20]”。朱文斌（2005）则把《边城》看作“成长小说”，认为该书的写作是“沈从文试图通过翠翠的‘成长’和被迫‘社会化’的过程”对文化堕落的现象进行批判的结果[21]”。

　　5.对比分析

　　单独研究某一作家的某一作品时，往往会因缺少参照而难以入手，因此，不少学者选取其他作家的作品或同一作家的其他作品与目标文本进行对比分析，以便得出相应结论。

　　进行作品之间的对比分析时，关键是选择恰当的对比对象。所选作品间既要有所区别，又要有足够的相似性，方便展开讨论。吴投文（2011）将三部以“城”命名的小说——沈从文的《边城》、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以及钱钟书的《围城》——加以对比，认为这三部小说中的“城”，“基于作家主体性的差异，各自包含着丰富的象征性意蕴，又指向一个共通性的‘文化破散’主题[22]”。央泉（2007）则以“水”为媒介，对《边城》和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进行了对比解读，认为两部作品均体现了作者“向往自然的浪漫主义情怀”，表达了他们“对商业发展导致人性堕落的忧虑和批判[23]”。将《边城》与国内作品对比的文献有11篇，占该类研究的1/3，其中有两篇文献涉及沈从文本人的《长河》。另有8篇文献将《边城》与国外作品对比，其中3篇文献研究《边城》与川端康成的《雪国》。涉及的国外著作还有托马斯·哈代的《苔丝》、舍伍德·安德森的《林中之死》、古希腊戏剧《俄狄浦斯王》等。

　　不同的作家，或因同属一派，或因生于一代，或因巧合因缘，其思想往往具有相通之处。杨经建（2012）认为沈从文与川端康成的风格具有共同点——“忧郁”，同处东方语境的两人在写作时都透露出“挽歌意味”[24]；邹敏（2011）从生态文学的角度对比分析了“天人合一”的思想对沈从文和梭罗的共同影响[25]；陈非（2007）则认为贾平凹的写作风格受沈从文的影响，其早期的多部中长篇小说套用了《边城》的写作模式[26]；翟叶军（2004）论述了沈从文和汪曾祺“一冷一热、一真一善、一楚一儒”的差异，认为“看似极相近的两位作家，其风貌其实迥异[27]”。

　　和大多数优秀的文学作品一样，《边城》也被搬上了荧屏。两部电影改编自该书，一为1953年出自香港导演严俊的《翠翠》，另一部则是1984年大陆导演凌子风拍摄的同名电影《边城》。该类别下的文献将原文与影视作品稍加对比，且多为后者的影评，或是在梳理中国电影史时提及《边城》，在此不作累述。

　　6.民俗文化

　　民俗文化本应划归审美一类，可笔者认为，《边城》属于乡土文学，且作者沈从文生于湘西，长于苗乡，书中多处涉及湘西民俗（如端午习俗、婚俗、葬俗等），应与一般文学区别对待，而且从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不在少数。

　　文献资料显示，以民俗为研究重点的文献多认为《边城》体现了文化守成主义与现代性即保存传统文化与发展现代文明之间的矛盾。现代文明之于地方民俗，究竟是好是坏，学者们意见不一。少数学者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现代文明可剔除边区文化中落后蒙昧的成分，而大部分学者，如莫付欢（2011），则认为该作表达了沈从文“对‘边城社会’的热情讴歌”、“对都市社会的严厉批判[28]”，二者的矛盾成为小说忧郁气氛的缘由，爱情悲剧也变成了“文化的悲剧[29]”，另一部分学者则仍在观望，“理想虽美，但现实残酷，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该如何处理？[30]”。

　　7.其他视角

　　除以上视角外，最近几年学者们还从其他角度对《边城》进行了研究。例如，黄新宇（2012）从传播学角度分析了《边城》的悲剧成因，认为“人与人之间的信息传播障碍与隔阂才是造成其悲剧的深刻根源[31]”；蔡颖华（2011）从艺术价值、思想价值等角度梳理了《边城》经典化的过程[32]；关于《边城》的译介情况，张睿睿（2010）在其论文摘要中提到《边城》的“再度轰动是因为他作品的译本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33]”，但遗憾的是，该文并未对此作进一步阐释。

　　三、小结

　　综上所述，近十年来，学者们对《边城》的研究热情不减，成果颇丰，研究视角也已有所拓宽。但是，仔细研究后发现：国内对于《边城》的研究虽看似百花齐放，实则参差不齐，在对该作的译介研究上尤显疲弱，与该作译著颇丰的现实有悖，亟待补充和完善。具体总结如下：

　　（1） 研究重复，旧瓶新酒。有些研究内容重复、陈旧，研究角度扎堆现象明显。以美学视角为例，个别文献虽冠以某某美学之名，然而在正文却先架空式地讨论美学，而后陷入早已为人熟识的“山美、水美、人更美”的讨论中，最后得出的结论众所周知。笔者认为，若有意引入新的理论视角，应把理论研究与文本解读有机结合起来，即：在具体的文本解读之中延伸理论，在理论研究之中深入文本解读，这样才能做到有的放矢，不致架空。

　　（2）新颖视角，数目较少。近几年，关于《边城》的研究虽有振奋人心的新颖之作问世，但数目远远不够，大多数研究者仍对旧题恋恋不舍，不愿开拓新的研究方向。而且，有些新作虽乍看时让人眼前一亮，但细细看时，却发现研究结果并无新意，让人失望之余不禁想到：这样基于新理论进行的研究是否有较大意义？

　　（3）译著虽丰，鲜有问津。至今，《边城》已有多个译本问世，但关于《边城》的译介研究却只能在硕博论文中觅得踪迹，在期刊中则几近于无。对这样的结果，笔者在失望之余，真诚希望研究者们能将目光稍转至相关方面。至于个中原因，笔者在此简单陈述二三，望引起学界注意。首先，《边城》原著不简单。其语言虽平淡但表现力却惊人，是沈老最为人称道的代表作，传言说，沈从文凭借该作几乎稳获1988年诺文奖，而且书中文化意象丰富，要将《边城》的原汁原味传达给外国读者对译者来说无疑是相当大的挑战；此外，《边城》译者也颇有来头。举两例来说，其中之一便是杨宪益戴乃迭夫妇。杨氏夫妇名声在译坛如雷贯耳，然而，关于其译作的研究虽炙手可热，但多集中在《红楼梦》、《儒林外史》等长篇及《阿Q正传》等短篇，再就是《离骚》等诗集，涉及《边城》等中篇的则相对较少。另有一译者是被誉为“国外沈从文研究第一人”的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与杨氏夫妇相比，他的翻译目的和翻译策略又另有一番天地。由此推而论之，不管是单独研究每部译作，还是进行两本译著的比较研究，都大有研究空间，值得学者们做一番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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