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初中国对西方儿童文学译介的热潮揭开了西方儿童文学作品及创作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及影响进程。在此后的半个世纪中，中国儿童作家充分发掘与利用西方儿童文学资源，努力构建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品格与规范。深入探讨西方文学资源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对研究中外儿童文学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文学资源 文学创作 儿童文学 接受 影响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2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世纪上半叶中外儿童文学关系研究[2012SJD750009]阶段性成果

　　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是在西方儿童文学的影响下逐步走向自觉和成熟的。在前后五十年间，中国儿童文学经历了从亦步亦趋模仿西方儿童文学到将西方儿童文学元素与本民族文学传统进行有机融合的过程，直至最终建构起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儿童文学。随着中外文学对话与交流日益频繁，外国儿童文学对中国作家产生较大的影响。深入探讨西方文学资源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对研究中外儿童文学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西方文学资源对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儿童文学理论建设与儿童文学创作实践两个方面。西方较为先进的儿童文学理论是儿童文学创作实践的基础。西方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为中国儿童文学提供了文本参照。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的繁荣又促进了我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因此，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对我国20世纪上半叶儿童文学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西方，儿童文学是个相对年轻的文学部类。它萌芽于17世纪末、18世纪初。14-16世纪的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儿童的认识和发现对儿童文学起到了催生的作用。到18世纪末期，欧洲儿童可以读到的各种儿童文学读物已达数百种之多，所以西方认定18世纪末期为儿童文学的发端期。19世纪，在浪漫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安徒生童话、《水孩子》和《爱丽丝漫游奇境记》的出版为西方儿童文学带来新的突破。进入20世纪，西方儿童文学迎来了迅猛发展，体现出强大的创造力。相比较，中国的儿童文学发展进程落后于西方近一个世纪。专门为儿童创作的儿童诗、儿童小说、儿童戏剧等直到晚清才开始陆续问世，儿童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门类出现于中国文坛也始于20世纪初期、“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可见，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诞生于“五四”时期。伴随着新文学的产生，儿童文学日益受到文化先驱与革命文学倡导者们的关注。他们对西方儿童文学进行了大量的译介，为中国学者开展儿童文学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促进了中外儿童文学的交流与对话。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中国儿童文学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

　　儿童文学理论离不开“儿童问题”。一个民族要创造出欢乐游戏的儿童文学离不开先进的儿童观念与儿童文学理论。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就已经认识到儿童的精神价值与自由想象的力量，为“儿童的发现”与儿童文学发展成为独立的文学类型奠定了理论基础。西方儿童文学观把儿童看成一个有个性的完整独立的个体，更加体现出人本主义。在表现方法上，语言大胆，富有实验性，运用大量巧妙的文字游戏和双关语，完全以儿童视角、儿童心理和儿童思维去看世界，注重游戏和娱乐精神，同时还渗透出乐观、宽容、同情的品格倾向。小读者们从阅读中会了解到世界的多样性，倾向真善美而拒绝邪恶与虚伪。然而，中国由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儿童及儿童教育问题长期不受重视。在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关系制度下，儿童显而易见地受到压抑与忽视。在这种伦理观影响下，儿童依旧被认为是“缩小的成人”或“成人的附属”，不具有独立的人格和精神。因此，中国儿童文学往往从叙述主体的叙述控制权的差异来表明作家在创作过程中对教育功能的重视。成人视角往往贯穿于文本中，或明或暗，成人对生活和世界的态度多多少少会渗透到儿童叙述者的意识里。在这种情况下，儿童文学特有的趣味性和游戏性势必会受到影响。到了“五四”时期，受到西方现代民主思想的影响，人的价值真正得到尊重，人的个性普遍得到张扬，一向被忽视被压抑的儿童，作为人的生命的独特形式受到重视与尊重。革命文学家们提出了“救救孩子”、“儿童本位”的思想。

　　儿童观导致建构儿童文学观，儿童文学观影响制约儿童文学的创作、批评与传播。20世纪上半叶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尚未发展成熟，此期间也经历了多种理论交锋和大讨论，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展与成熟。20世纪早中期的儿童文学创作与观念，主要直面的是成年人所关切的中国现代社会问题和历史课题，围绕着成年人的革命、救亡、战争、运动、意识形态等展开艺术实践，从中展现出中国儿童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

　　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伴随着西方儿童文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中国儿童文学也出现了第一次创作高潮。在具体创作实践中，中国作家灵活地运用西方儿童文学资源，从故事情节、艺术风格等方面获得灵感，进行续写、模仿或再创造。这一时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显示出明显的开放性和民族性：开放性地接受和借鉴外国儿童文学，使之本土化的同时又不失儿童文学本原的审美价值；同时，中国儿童文学还立足于本民族文化并从中汲取营养，从而构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儿童文学。下面从茅盾、陈伯吹、沈从文等作家的儿童文学改编与创作中分析西方儿童文学的影响。

　　茅盾对外国民间童话进行创作性的加工，使之更加富有艺术魅力，对中国儿童更富有时代和社会意义。《格林童话》中的《布勒门镇上的音乐家》是一篇二千字左右的机智、幽默小故事，茅盾改写成四千余字的《驴大哥》，从中掘出了在自力更生的路上共同努力和相互帮助的含意，与当时提倡的奋斗自立的时代精神相吻合。这篇童话通过言语、行动和心理活动的生动描绘，塑造出“驴大哥”的鲜明形象——一个头脑清醒、足智多谋的自立谋生的带头人，寄托了茅盾的人生经验和对下一代的希望。《蛙公主》的教育意义和情节的曲折有趣也远远超过原作《青蛙王子》。原作是常见的破除魔法后公主与王子结婚的故事，茅盾却把结尾改为小公主得到了一个好伙伴，青蛙最后不是变成王子而是变成十一二岁的小女孩，把全部情节建立在纠正小公主任性自私的坏毛病之上，教育孩子们谨守信用、尊重别人。茅盾从教育出发改写外国童话的苦心也反映在《飞行鞋》中，这篇童话的主人公“小王瓜”比原作的”小拇指”更可爱。茅盾舍去了小拇指穿上飞行鞋到妖精的妻子那儿骗取钱财的情节，而改写为小王瓜拍着那双飞行鞋对年老穷苦的爸妈说：“我有这宝贝，好替人送信，就好赚钱了。”思想境界高出一筹，小主人公纯真的胸怀和志气跃然纸上。茅盾对捷克斯洛伐克民间故事《十二个月》的改写是最成功的范例。原作的情节比较简单，小女孩只到森林中去过一回，在三月神的帮助下采到了雪花。茅盾在童话《十二个月》中，写小女孩到森林中去了三回，先后求助于三月神、六月神、九月神，采到了紫罗兰、野杨梅、苹果，对春、夏、秋三个季节不同的童话场景都有生动的描绘，更加突出玛罗希珈的善良和海良娜的邪恶。这一则童话足以与二十余年后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马尔夏克的童话剧《十二个月》相媲美。

　　茅盾在对寓言进行再创造时，不仅以原作为骨架，用血肉充盈其间，而且使其带有强烈的现实感。试以关于《狮子和蚊子》的寓言为例。在《伊索寓言》中，题为《蚊子和狮子》，教训是“这故事适用于那些打败过大人物，却被小人物打败的人”。在《克雷洛夫寓言》中，题为《狮子和蚊子》，教训是“要和气对待弱者，要把欺凌弱者看做丢人的事，弱者的报复常常十分厉害，所以不要妄自尊大，不要以为威力就是一切”。在《拉封丹寓言诗》中，把蚊子改为小苍蝇，题为《狮子和小苍蝇》，教训“一是在我们的敌人里，最可怕的往往是那些最微小的，二是人们能躲过一些巨大的危险，却在很小的事情上遭到毁灭”。在《莱辛寓言》中，题为《狮子和蚊子》，蚊子成为嘲笑对象，一个狂妄自吹的角色，它并不能动狮子的半根毫毛。在茅盾的《狮受蚊欺》小故事中，狮子是个倚势逞强侵犯蚊子住所的来犯者，蚊子不是一只，而是成千成万，合群自卫，终于打败狮子。很清楚，这个故事含有团结一致、抵抗侵略、保家卫国的主旨，把当时中国受到列强欺负的社会现实写了进去，产生出鼓舞爱国热情的艺术力量，这当然已与《伊索寓言》的本意大相径庭，放出了自己的光彩，与《克雷洛夫寓言》、《拉封丹寓言诗》、《莱辛寓言》一样都是创造性的改写，各有千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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