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蒙古族语言文字以读音的形式在元散曲中展现，其文化内涵对元散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文化现象的出现，使元散曲的表现力得到了更大的丰富和拓展。本文就蒙古族语言文化在散曲中的展现及影响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关键词：蒙古语；元散曲；语言文化；影响

　　作者简介：崔凤珍，女，蒙古族，内蒙古赤峰，呼和浩特民族学院，副教授，研究生，主要从事古代文学研究教学工作。

　　[中图分类号]：I207[文献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1-00-02

　　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之后，蒙古族的异质文化给中原大地带来了新的文化理念和审美价值追求，这种影响的结果是使中原文化重新回到淳朴自然的创作理念中。在文学创作的领域里，变化更大，以往难登大雅之堂的“曲”在元代达到了艺术的巅峰，成为元代最主要的文学样式，不仅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诗体，曲“遂为民间之日用”，又堪称中华文学殿堂中的传世瑰宝。蒙汉文化交流的频繁，促进了民族的大融合，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就出现了“借字”现象，增加了外来语成分，即汉语的散曲创作中掺杂了蒙古民族的语言。蒙古族语言文字对元散曲的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创作。这让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化的格局。

　　一、文学语言系统的重新确立

　　公元13世纪，蒙古族统一了大江南北，建立了元朝，这就使原有单一的语言系统被打破，从而形成了以元大都为中心，以女真族、蒙古族运用汉语的腔调及其语言情况，确立了新的语言体系。这种语言体系的变化，促使文学创作的语言风格也发生了极大的改变，文学语言不再以典雅的文言文作为至尚标准，而是以俗间俚曲的风格进行创作，甚至将蒙古语也运用到散曲创作中来。俗文学在元代空前为士大夫所青睐，因而堂而皇之地登上文学体式的大雅之堂。多年来占中国汉族文学主体地位的雅文学（诗、词）逐渐被以元散曲为代表的俗文学所取代。活泼、通俗的散曲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散曲的词汇并加强了语言的表现力。这种蒙汉语言杂糅的现象一直延续到现在。

　　元散曲中引用了一些的蒙古语，这种用以蒙古语读音转为汉语文字记录的形式是一种特殊的语言现象，这就说明要懂散曲，则必须懂一些蒙语。元曲中蒙古语词汇的运用形成了混搭现象，促进了蒙汉族语言的交流，鉴于时代形式，蒙汉民族相互学习语言，达到蒙汉兼通，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迫切需要。这种音译过来的蒙古语词汇是与蒙古族日常生活用语息息相关的。据《词林摘艳》卷三记载，散套《哨遍·鹰犬从来无价》：“奥剌朱独盘中堆着米哈，剌鸡读壶中放着答剌。为头儿倚的，从头儿把。”散曲中的“米哈”、“答剌”、“倚的”都是音译过来的蒙古语。“米哈”的意思是汉语的“肉”；“倚的”的意思是汉语“吃”；“答剌”的意思是“酒”，“答剌”也有拼写为“答剌苏”的。据《青楼集》所载的双调《沉醉东风》：“红叶落火龙褪甲，青松枯怪蟒张牙，可咏题，堪描画。喜觥筹，席上交杂。答剌苏，频斟入，礼厮麻，不醉呵休扶上马。”该首散曲中“答剌苏”意思也是汉语的“酒”，是蒙古语“darasu”的音译。末二句运用活泼诙谐的口语，进一步表现了宴饮的狂放和欢快。“答剌苏”、“礼厮麻”借用蒙古语虽是为了全句押韵的需要，却也平添了浓烈的生活气息。全曲接续无痕，挥洒如意，成就了曲坛的一则佳话。元散曲中出现的一些蒙古语不断地被汉族文人运用，渐渐成为汉语基本词汇被周知，最普遍的就是“胡同”和“站”，“胡同”一词就是蒙古语的“huddug”，又名“胡洞”。张可久【越调·寨儿令】《元夜即事》：“锦胡洞雕鞍诈马，玉娉婷妖月娆花。朱帘下，香销宝鸭，按舞听琵琶。”这个词后来被大家广泛运用，直至今日北京仍然存在很多胡同，胡同也成为汉语普通话的词汇。“站”源于蒙古语，与今天的车站、兵站的“站”同义。【双调·新水令】《代马诉冤》“从今去谁买谁骑？眼见得无客贩无人喂。便休说站驿难为，则怕你东讨西征那时节悔！”元散曲经过蒙语音译汉语的运用，与传统的诗词含蓄蕴藉、温柔敦厚有着不同的审美趣味，形成活泼诙谐、酣畅淋漓的审美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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