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蒙古语配以音乐，突出了散曲自然清新的特征

　　中国古代的诗歌创作，历来讲究与音乐的结合，“诗”便是“歌”。散曲作为元代独特的文学样式自然也不例外，有些散曲作家，热衷于在作品中运用一些蒙古语，使语言配合散曲曲牌，烘托气氛，增强了艺术表现力，在娱乐的功能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为元散曲的发展与繁荣做出了贡献。

　　随着蒙古族南下入主中原，蒙古族音乐的嘈杂缓急的特征更适合蒙古语运用到散曲中。蒙古语在元散曲中的运用，促使散曲向着通俗化、口语化倾向发展，这些蒙古语音译词记录着人们的日常生活，以最自然的思想内容、最真挚的内心情感反映生活。据王国维《宋元戏曲考》所言：“元曲之佳处何在？ 一言以蔽之，曰‘自然’而已矣。”打破了诗词所具有的“一本正经”的高雅格局。给人们带来了鲜活明快的审美感受，据明末清初曲家黄周星《制曲枝语》中记载：“论曲之妙无它，不过二字足以尽之，曰能‘感人’而已。”散曲生动、有趣、自然、清新，给文学“吹来一股爽朗而明快的风”，从此改写了文学典雅地叙事、抒情、描绘社会与人生的历史，世俗生活在文人文学中第一次得到了丰富的展现和肯定。再配合音乐的使用，烘托气氛，用新的语言形式调侃生活，使文学瞬间贴近了苍生，既感人至深又增加了幽默诙谐的效果。元散曲以其本色当行的语言特色张显其独有的魅力。这种质朴自然又鲜明泼辣的风格在文学史上是不多见的。元人刘祁《归潜志》记载：“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则在俗间俚曲也，……今人之诗，唯泥题目、事实、句法，将以新巧取声名。虽得人口称，而动人心者绝少，不如俗谣俚曲之见其真情而反能动人心气也。”所谓“俗谣俚曲”是来自民间的方言俗语和民歌民调。刘祁认为唐代以前各个朝代诗歌最好；宋代最好的诗歌多在词，即“长短句”；元代最好的诗歌是“俗间俚曲”，也就是当时流行的散曲。正是这种清新自然的风格促使着散曲很快成为人们喜闻乐见的文学样式，如同流行歌曲一样，很快得到传播。

　　三、元代蒙古族游牧文化的真实体现

　　元散曲中常用的蒙古语词汇有很多都是展现蒙古民族民俗风情，这些词语与蒙古族游牧生活息息相关。随着文化的传播，这种现象在当时已经为汉族人民理解并接受。据《朝野新声太平乐府》卷九《耍孩儿·拘刷行院》所载：“江儿里水唱得生。小姑儿听记得熟，入席来把不到三巡酒。索怯薛侧脚安排趄。要赏钱连声不住口。”“怯薛”就是“护卫军”，汉语多译为“宿卫”这是在元朝设立的一种宿卫亲军制度，主要为成吉思汗和他的黄金家族效力，因此出身最为显贵。怯薛制度也成蒙古族传统的游牧文化发展的有力见证。曾瑞般涉调《羊诉冤》：“火里赤磨了快刀，忙古歹烧下热水”，“火里赤”蒙古语指的是带弓箭的人，“忙古歹”是指蒙古人。刘庭信的越调《寨儿令·戒嫖荡》：“达达搜没半星、罟罟翅赤零丁，舍性命把风月担儿争。”该曲的中“罟罟”指的元朝蒙古族贵族妇女戴的一种帽子，成为最富有时代特征的冠饰。据赵珙《蒙鞑备录》记载：“凡诸酋之妻，则有顾姑冠，用铁丝结成，形如竹夫人，长三尺许，用红青锦绣或珠金饰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红青绒饰之。”据史料记载，所谓顾姑之制，“用桦木为骨，包以红绢金帛，顶之，上用四五尺长柳枝或铁打成枝，包以青毡。其上则用翠花或五采帛饰之，令其飞动。以下人则用野鸡毛。”也就是用桦木作为骨架，外面包上绢帛，上面有插饰。据蒋子正《山房随笔》所载：“江南有眼何曾见，争卷朱帘看固姑。”可见在当时蒙古族贵族妇女要戴“罟罟”，成为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

　　综上所述，蒙古语注入元散曲，不仅丰富了散曲的内容与词汇，反映了游牧民族的文化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草原生态的朴素与雄壮的民俗风情。蒙汉语言的夹杂使用，使蒙古族民俗文化得到了传播，蒙汉语言的混搭现象成为散曲的一大特征，受到广大的人民所喜爱和统治阶级的推崇，散曲曾一度成为皇宫筵宴上的娱乐项目，这对于散曲的广泛传播以及文化的交融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参考文献：

　　[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2]云峰.蒙汉文学关系史[M].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3]李炳海.民族融合与中国古代文学[M].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羊春秋.散曲通论[M].岳麓书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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