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南社文化作为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身就是苏州隐形的财富。在系统考察南社诗人吟诵苏州的过程中，仔细研究苏州这一江南水乡赋予诗人的灵感，深入探究南社诗人复杂的思想——相同的文学倾向和革命追求，更为了解南社诗人群体“同气相求一国事”的历史使命感。

　　关键词：南社诗人；吟咏苏州

　　作者简介：陈灿，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指导老师：何清

　　2013年本科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省级一般项目“南社诗人与苏州”。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4）-11-0-03

　　南社是辛亥革命前后极负盛名的文学团体，取“操南音而不忘本”之意，怀抱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仁人志士们仰慕明末的几社、复社文人而创立的。高旭在《南社启》中说：“一国之事，非一二人所能为，赖多士以赞襄之。深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与之同步康庄，以挽既倒之狂澜，起坠绪于灰烬” [1]56。同气求一国事，隐逸的文学情怀、反清倾向以及强烈的民族革命思想是南社鲜明的旗帜。

　　苏州“风物雄丽为东南冠”，经历近三千年的绵长岁月，留存了许多令后人神往的文化资源。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人数最多、范围最广、活动时间最长的社团——南社选择虎丘作为社团成立大会的地点，恰是仿照当年复社旧例[2]。南社团结了当时文坛上很大一部分文学力量，其影响也逐渐扩大。无数革命理想的守望者在共同的政治理想和文学情怀下加入这个“真正意义上的有全国影响的文学社团” [3]来探求民族发展道路。南社吸纳众多知名人士，他们通过办刊宣传、诗文创作，“鼓吹人权，排斥专制，唤起人民独立思想，增进人民种族观念”，“掊击清廷，排斥帝制，大声疾呼，振启聋聩”，被视为“同盟会的宣传部”[3]。其中诗歌创作被赋予 “华夏兴亡此集存” [4]3792的情感寄托。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相逢拼一醉，莫放酒樽空”，是对当时南社成员渴望民族兴盛、以“革命的文人”身份进行了“文人的革命”的真实写照[5]。

　　文开吴会，道启东南。南社文学中地缘背景是无法规避的。南社诗人吟诵苏州诗，主要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偏重苏州山水、景物描写的纪游诗；二是偏重个人感怀、情感抒发的述怀诗；三是为探访古迹、缅怀先人所作的咏史诗；四是集聚苏州、唱酬而作的唱和诗。在诗歌创作的过程中，南社诗人们是矛盾着的，身上有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历史责任感，也有对隐逸文化的推崇。这种隐逸文化的推崇源于革命的挫折和南社的凋零。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理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中说：“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讨源，虽幽必显”。在系统考察南社诗人吟诵苏州的过程中，仔细研究苏州这一江南水乡赋予诗人的灵感，深入探究南社诗人复杂的思想——相同的文学倾向和革命追求。

　　一、吴中信是好山水

　　苏州有“湖山满目，亦为胜处”的石湖，有“自古有名，南北客经由未有不憩此而题咏者”的枫桥，有被苏轼感慨“到苏州而不游乃是憾事”的虎丘。南社诗人居于苏州，以及在苏州集会所创的诗歌中或隐或现地出现苏州景致，如山塘、同里、木渎、虎溪等。南社诗人以苏州山水为题材的纪游诗卷帙浩繁。多创作于革命的低潮时期，文人们壮志难愁，寄情于山水诗酒之间，在山水中寻求慰藉。吟咏山水的纪游诗主要以王国维提出的“有无我之境”为划分尺度分别赏析，体悟诗人在潜藏于心的隐逸之志以及寻求慰藉的心理。

　　《人间词话》有说：“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有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在上百篇山水诗中，“有我之境”的诗占据主流，“无我之境”数量不多却都冲淡平和。

　　南社诗人多以“我”观物，作景语情语，柳亚子的《吴门纪游诗题词和山塘泛舟》、于右任的《过木渎石家饭店》、庞树柏的《木渎寓楼晚眺》、高天梅的《苏州纪游诗》、李根源的《虎丘游春》、吕志伊的《山塘晚行》等数篇。在这些诗篇中，诗人达到王夫之所说的“以写景之心理言情，则身心中独喻之微，轻安拈出”境界 。极少部分诗人寄托离思，如“家无长物系离思，惟有门前柳数枝”（《忆家中杨柳》），“三日勾留容易别，梦魂犹是绕金阊”（《游吴偶作》），“东风不解离人恨，吹绿垂杨一万丝”（《由柳溪至魏塘即景二绝》）等。大部分诗人努力刻画潇洒不羁、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的形象，如“我自笑君太痴绝，青山便买又何如”（《吴门纪游诗题词和山塘泛舟》），“野鹤闲云中有我，相亲相伴寄人间”（《虞山纪游》）等。又如丘复所作《杏花春雨》：

　　牛背牧童带雨归，农村老少步如飞。杏花村外提壶客，犹自担簦认酒旗。

　　南社诗人丘复以“提壶客”自比，他的《杏花春雨》这首诗与袁枚的《所见》、杜牧的《清明》意境、艺术手法类似。但“农村老少步如飞”“犹自担簦认酒旗”为这首诗平添了另一番趣味。但自古以来，无我之境更为推崇。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6]（王国维）南社诗人蜚居乡里，吟诵苏州美景，融情于景，诗句皆是写景，但又都不限于写景，在景中含情，含蓄却情味浓厚，语言凝练。如庞树柏所作《界泾桥舟中》：

　　村女倚扉吹柳絮，钓童停桨唤鸬鹚。斜阳一抹桥栏上，绝似横塘晚渡时。

　　又张素所作《平望道中书所见》：

　　村童戴笠出驱牛，漠漠平畴雨未休。吹笛倒骑喧趁渡，一川闲杀蓼花秋。

　　同样以牧童黄牛作为描绘的对象，张素则在字里行间中渲染出一副绵延秋雨里牧童悠闲驱牛图，“吹笛倒骑喧趁渡”中“趁”有点睛作用，将牧童的动作和那种小心情刻画得淋漓尽致。恰如顾炎武在《日知录﹒文辞欺人》中所说“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在张素这首诗中，看似在描绘路中所见，其实是种内心的折射，革命挫折后渴望从纷扰的世事中脱离出去，潇洒不羁地活着。“一川闲杀蓼花秋”将整首诗的气度瞬间提升，恣意的形象凸显在我们面前。隐匿之志是文人志士创作过程中的主题。纪游诗中多是在表达南社诗人在山水中渴望得到释怀、渴望隐逸超脱于尘俗之外，这种渴慕折射出他们身上共同的文学情怀。

　　二、感怀犹赋散人诗

　　除品鉴山水外，南社诗人多偏重个人感怀，抒情言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或隐或现的出世情结、隐匿之志彰显在其中：“漫向蒲团证夙因，茫茫身世未为真。江湖倘有耕渔地，判与天随作散人。（陈去病）这些同样表达内心的隐匿之志，述怀诗更倾向于以禅喻诗。类似的例子俯拾皆是：庞树柏《十月初八游天平，同稼秋、公茇、镜若、梦柳》：

　　幽赏斯渐惬，禅味澹堪咀。

　　又高旭《偕海印上人顾九一李经舆游什刹海车中偶成》：

　　一种心期未可传，长堤浅草整归鞭。芙蓉开落人如梦，杨柳萧疏月化烟。

　　什刹幻成无量海，众香围住有情天。人间聚散原无定，他日思量定惘然。

　　又侯葆三《登常熟浮图题壁》：

　　眼底湖山归飘渺，壶中身世总氤氲。可怜埃及今何在，金字巍峨安足云。

　　这些诗作给我们带来超脱世俗的感受，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南社诗人们讲求那种超脱于“物”的“境”，消解现实，放下世事，折射出禅宗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力。胡晓明在《中国诗学之精神》中提到：“诗禅沟通之实质，一言以蔽之，曰：将经验之世界，转化为心灵之世界。” [7]59他们在诗篇中都延续了姜夔的 “然舍文无妙，胜处要自悟”的观点，将禅宗中修行成佛的途径——悟引入诗中，强调自悟、顿悟等“悟”的重要性，努力宽慰自己面对成败，对无常的世事保持云淡风轻的态度。

　　纵观感怀的诗篇，相较于隐匿之志，南社诗人更侧重表达自己对国事的感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对民族复兴的期待以及一展抱负的凌云之志。“秉承着‘歌诗为事’的原则，感怀时事，不平则鸣” [7]，壮怀激烈，慷慨悲歌，为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呐喊，为中华民族文化振兴努力的激情，支撑着南社这一不挂靠任何政党和组织，而仅凭共同的志趣、自发地走到一起的进步文人。[2]李钟麒的《当年》一诗：当年南社重词章，几复风流绍瓣香。有幸厕身参末座，东南坛坫未荒凉。李钟麒借助追忆往事，表达心系家国的情怀。王大觉所作“万里风云两袖携，余生江海叹栖栖。埋忧埋骨寻常事，不要残碑得马蹄。”则以自己年事已老为开头，不愿故乡遭外敌践踏，强烈的反清倾向溢于言表。为一国事儿夜不能寐的张冰更是在 《吴中旅夜不寐赋此》中写道：“莫道边关事，频添家国愁。听猿声泪下，作客几时休”。“几时休”将作者对革命现状的无奈忧愁与对民族振兴的渴望渲染起来。比起他人，张素的表达方式更为直接：“苏州山色仍如旧，四远风吹五色旗。多少沧桑心上事，金阊门外独题诗。”以苏州山色的静反衬历史的巨变，张素直接用事实说话——1912年五色旗自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起悬挂起来，直到1927年蒋介石政变改悬青天白日旗。革命道路崎岖而艰难，为天下事而忧愁的文人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挽既倒之狂澜，起坠绪于灰烬”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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