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二元对立的传统译论中，译者被遮掩在作者身后成为隐身人，被寄予很高的期望，却处于卑微的地位。翻译实践的不断繁荣和翻译理论的持续发展加深了人类对翻译活动的认识，终于促成了译者身份的变化，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得到认可。承认译者翻译主体就是承认翻译即“二度创作”，才可能为翻译文学在本土文学中找到一席之地。

　　关键词：翻译主体；译者主体性；遮蔽；彰显；翻译文学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4）07—0109—03

　　在二元对立的传统译论中，译者被遮掩在作者身后成为隐身人，被寄予很高的期望，却处于卑微的地位。翻译实践的不断繁荣和翻译理论的持续发展加深了人类对翻译活动的认识，终于促成了译者身份的变化，译者作为翻译主体得到认可。

　　一、译者是翻译主体

　　自从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开创主客二元对立论以来，人类真正开始以自身为主体。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阐明，人作为主体具有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就翻译界而言，国内外对“谁是翻译主体”还莫衷一是，争议颇多。许钧总结认为大致有四种答案， [1]陈大亮斩钉截铁地指出“译者是唯一的翻译主体”。[2]到目前为止，不存在无人的翻译，即便是机器翻译，也需要人编程和对译品进行修改完善。人，是翻译活动的主体。作为翻译主体的译者发挥着译者的主体性，即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其基本特征是翻译主体自觉的文化意识、人文品格和文化、审美创造性。[3]

　　二、传统译论中译者主体的遮蔽

　　传统译论中的译者可谓命运多舛，且不说“一名之立，旬月踌躇”，也不说“翻译即是叛逆”，更不谈隋代名僧彦琮的“八备”说， [4]仅其身份地位就莫衷一是，他们被称为“媒婆”“舌人”“仆人”“译匠”“拙劣的模仿者”“戴着脚镣跳舞的舞者”。总之，译者的地位是卑微的，其身份是尴尬的。译者只能是边缘化的人，是“隐身”（invisibility）的，始终走不出原著和原作者的阴影，“左右为难”，[5]其主体性被完全遮蔽。

　　20世纪50年代之前可谓西方翻译史的传统阶段，其特点是非常重视翻译理论的规定性和认同翻译研究中一系列的二元对立概念，采用经验主义的研究方法。[6]西方的翻译活动始自圣经翻译，通过对圣经翻译活动的审视，就可管窥译者主体性在翻译活动中受到压抑的情况。《圣经》旧约是用希伯来语写成的，是希伯来文化的结晶。《圣经》从希伯来语翻译成希腊语，然后又被译成拉丁文，后来又被翻译成英语等多国语言，传遍全世界。《圣经》是神圣的，被认为是上帝的旨意，任何对它的曲解和背离都是罪孽（sin），译者和传教士只能传达上帝的旨意、播撒福音。在此严苛的宗教教义关照下，译品只能是原作的补充，是为了那些看不懂原文的信徒们服务的，不可能将原文取而代之，《圣经》译本就要完全“忠实”于希伯来语或希腊语的《圣经》。斐洛·犹达欧斯在谈到《七十子圣经》的时候说，“译本的神圣性来自上帝的感召”，“在神的感召下，几个人译出的结果不是互有差别，而是一字一句都相同，好比听写一样”。斐洛把译者看作“听写工具”，完全受到上帝的操控，没有丝毫的自主权，译者的任务是做到字字对译，在词序和措词等方面也必须采取死译。[7]后来杰罗姆按照教皇要求再译《圣经》，他参照《七十子圣经》以及希伯来原文，穷其毕生精力最终完成了拉丁文《通俗本圣经》（Vulgate）。为了避免被扣以“不准确”翻译的骂名，并迎合当时普遍存在的读者对《圣经》文本的尊崇心理，杰罗姆在理论上呼吁直译，在翻译史上形成了杰罗姆的直译模式（the Jerome Model）：忠实于原文。如何保持《圣经》的神圣文本的原貌和原文的神圣性，在杰罗姆看来是翻译家应该考虑的首要问题。为了忠实，翻译有必要坚持字字对等、句句对等，甚至有时候不通顺的译文也是一种理想的译文。杰罗姆认为，有些神学和神明内容是不可译的，翻译应该有个上限。与其提供不准确的翻译、释义而亵渎神灵，不如将神灵的神秘表达用符号直译。[8]神圣的宗教原文永远是译文的试金石，翻译也只能停留在语言层面上（the Jerome Model had to reduce thinking about translation to the linguistic level only）。[9]由于背负着沉重的“忠实”枷锁，唯恐不达神旨、亵渎神灵，译者不敢越雷池一步，其主体性哪能得到发挥？作为一名翻译家，如果有任何离经叛道的翻译行为，就可能遭受灵与肉的迫害，甚至招来杀身之祸。（刘军平，2009：94）

　　中国情况又如何呢？（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中国翻译理论乃是中国本土的传统翻译理论（刘军平，2009：2），此前的翻译观即为中国传统翻译观。在本土的传统译论中，译者的主体性又是怎样表现的呢？

　　安德烈·勒费弗尔（2001：13）指出，除非被迫，否则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文化是不太可能主动去翻译“他者”的。中国文化的长期繁荣使得我们的先人们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倾向于排斥异域文化，或者打上本土文化的烙印而令“他者”自然（naturally）。受佛教传播所迫，中国开始翻译“他者”——佛经，却将本土的道教概念强行植入其中，译文代替了原文。后来的科学翻译也是如此，译者站在受凌辱的民族立场，“自然地”介绍先进的西方科学技术。译者被遮挡在译文之后，生怕抢了镜头。因此，长久以来，译者就是“画家”“模仿者”，沦落为一种从属的存在，译者主体性不存在了。中国传统的思维模式导致对译者的认识陷入极端：过分强调译者的语言能力和职业素养，或认为译作的成功源自译者天生的才能。这两种认识阻碍了对译者的深入研究，忽视了译者的地位。在历史上，很多译者同时是著名的学者、作家、政治家或政府官员等，后者所代表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译者身份显得无足轻重。中国文学史上一些著名作家，如鲁迅、巴金等，中国文学史述及他们的创作多，述及他们的翻译少，明显轻视译者身份。

　　对译者的研究长期以来构成了一套悖论式话语：说译者的作用举足轻重则是要求译者有一种精准复述的高超能力；说译者的作用无关紧要则是因为他只需有鹦鹉学舌之本领，亦步亦趋，无需创新。译者要有极高的天赋，译者又无需任何天赋；译者要有艺术家的丰富情感去融入对文学作品的理解之中，而同时译者又要不偏不倚，保持价值中立，理性地进行复制。翻译研究……忽略了译者作为主体的人与客体、与他人主体以及社会文化等构成的诸多张力（葛校琴，2006：17-18）。总之，译者作为人，作为翻译实践的主体，作为世界文明的传承者和创造者，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必要的肯定和研究。纵观整个翻译理论的传统阶段，译者，能思考和感觉的主体，其主体性完全被“屈从”“支配”所遮蔽，不见天日，主体的回归和主体性的彰显成为人们的企盼。

　　三、译者得以重见天日

　　翻译传统上被看作是译者向自己理性意志之外的力量，即原作者和∕或原文屈服的过程[10]，然而翻译终究不是在真空进行的。随着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出现“文化转向”，译者主体和译者主体性才重新得到关注。美籍荷兰学者霍尔姆斯（James S. Holmes）在1972 年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宣读的论文《翻译学的名与实》中提出了“译者培训”（Translator Training）研究领域。法国的安托瓦纳·贝尔曼（Antoine Berman）在《翻译批评论：约翰·唐》一书中指出译论批评必须以译者为基本出发点，并提出了“走向译者”的口号。

　　解构主义者认为，文本意义已不是一种能重组还原的“语言效果”，翻译也不是重演已发生的事件或重现某种意象的意义，而是一种“施为性”的事件，时刻需要译者发挥其主体性做出判断和决策。如《红楼梦》第十四回有这样一句：“巧媳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11]由于中、英两国人民饮食习惯有所不同，游走于中西文化之间的译者出于对目的语读者文化习惯的考虑，把它转换成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12]“米”和“粥”被解构成bread和flour。翻译不可能是对原文意义的复制，对原文的每一次阅读和翻译都意味着对原文的重构，译作和原作是延续和创生的关系，原作语言借助译文获得生机，生命得以延续。原作者和文本被确定为不在场，这就意味着倍受束缚的译者可以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对其对象做出一系列的选择，并赋予其意义。文本背后的“纯语言”（pure language）等待着译者去挖掘并使之在翻译中折射出来。阅读具有不确定性，符号衍生符号，意义转换出意义，文本在印迹与差异的活动中变得捉摸不定，只有译∕读者通过阅读与不在场的原作者和文本进行交流，运用自身的文化和审美创造性颠覆原文语言，寻找并重构意义，在译语中创造新的文本，从而使“死去”的文本依靠译文在异域文化中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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