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老舍与沈从文的作品都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追求，但由于他们不同的文化视阈，其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老舍创作的深刻内涵，往往通过意味深远的文化象征体现出来；沈从文城乡对照的叙事策略则展现了张扬理想人性、希望重塑民族精神的现代性艺术追求。

　　关键词：文化视阈 文化象征 文学乌托邦

　　老舍与沈从文的作品都秉承了京派文学富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创作特质，关注普通人的生存和命运，致力于思考民族灵魂的再造，显示了现实主义的创作追求。但是，由于他们不同的文化视阈，他们的创作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

　　老舍创作小说的目的是给予读者思想的启迪和信仰的烛照，并希望在小说中表现出道德和情感的力量，这是老舍小说富有魅力的源泉。老舍是将自己融入时代的悲欢变换之中，以对社会人生的无限热情和改造社会的无比决心来进行创作的。这决定了老舍的小说创作有两大主旨：其一是揭示社会黑暗、揭示国民性的精神弱点，以此实践自己进行社会批判和思想启蒙的创作主旨；其二是关注文化变迁，对美好的传统道德在都市文明病的侵蚀下日渐消亡这一现象进行反省。其实，沈从文和老舍一样都是以注重文化批判而称雄于现代文坛的现实主义大师。沈从文的创作也注重对现代性的反思，只是他不像老舍那样把这一反思集中在同一个城市的文化变迁上，而是设置了一个城乡二元对立的结构，以乡村代表人性、人生形式的美好和健康，以城市代表人性、人生形式的堕落和异化，从而以对人性的观照和解剖为切入点，达致他对现代中国文化变迁的审视和批判。也就是说，在注重文化批判这一点上，沈从文和老舍的现实主义创作可以说是异曲而同工。

　　老舍一生最痴迷和醉心的是传统文化以及传统文化的命运与前途。但他的文化视阈却不是封闭的，他的创作思想源自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碰撞、东西方文化交织、民族性与现代性融合的多重文化参照体系。其创作的深刻内涵，往往通过意味深远的文化象征体现出来。在老舍的文化思想构成中，儒家文化的安贫乐道、推崇仁义、重视伦理，佛学文化的宽容平等、乐善好施、善良稳重，基督教文化的造福他人、奉献精神，都使老舍在致力于文化反思和重构时把道德尺度放在首位。所以，他站在城里反观乡下的淳朴良善，又由乡间的美好反思城市的病态，在城乡之间的游走中展示其对文化的批判和思考。

　　老舍的《四世同堂》等作品对乡间质朴美好的传统道德文化不吝笔墨地予以赞美。常二爷是乡下人，种着祁家在乡下的三亩地，他是个心地极好的横粗的小老头儿，为人诚信，正直善良，每年祁老人过生日他都要进城来拜寿，对祁家的地他尽心尽力，绝不耍滑，地里出产“打了五斗，不能告诉你四斗九升”，为的是“心眼放正，老天爷看得见！”祁家托他给照应着坟，他从不要报酬，为了朋友的情谊“每年春秋两季，老把坟头拍得圆圆的，多添几锹土。”常二爷是乡村道德的典型代表，寄托着老舍的文化想象和心灵探寻。

　　在《牛天赐传》中，老舍又通过唯利是图的城里人和心地纯善的乡下人的对比，进一步展示了他的道德取向。天赐跟着纪妈去乡下玩儿，纪老者虽然家中贫穷破败，依然尽心招待着天赐，把家里留着卖钱的鸡蛋给天赐吃，天赐要给他钱纪老者也坚决不要。纪老者让天赐觉得可爱、可敬，不像城里的人见钱眼开。妈妈死后那些亲戚们为了谋得财产而对天赐的敌意和排挤，让天赐胆怯心寒：“他觉得那些人可怕，可是说不上来怎么可怕。羞辱他常受，不足为奇。在人群中他觉着孤寂，也是平常的事。他不慌，只是不知道怎样才好。”而淳朴的纪老者虽穷却直爽可亲，让天赐心里温暖，鲜明的对照描写展示了老舍对物欲支配下城市人情的淡漠、自私与虚伪的批判。然而作品在褒扬乡间淳朴道德的同时，也清醒地看到了乡间真实的破败贫困的现状：纪家一贫如洗，只有席底下放着五个铜子，村里什么也没有，“村外也没的可玩，除了地就是地，都那么黄黄的；只看见三四株松树，还是在很远的地方。天赐想起年画上有张‘农家乐’，跟这个农家一点也不同。这里就没的乐。这里的小孩知道什么是忧虑，什么是俭省，一根树枝也拿回家去……乡下是另一个世界：只有人，没有钱。”但城里的家中，爸爸一说钱就是几百、成千，城里住得好、吃得好，有各样新奇好玩的东西和地方。在情感上天赐认同纪老者的热情亲切、爽直善良，不满城里的敷衍欺骗、唯利是图，觉得无钱但单纯的乡间生活让人心里舒坦；但现实生活的巨大落差又使他屈服于有钱的舒适生活中，对乡间的落魄困顿不能接受。怎样在两者之间寻到理想的生活和文化状态，是老舍文本背后潜藏的忧虑与深思。

　　这样的双重思索在《骆驼祥子》中也有同样的体现。祥子本是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来到城里，希望在这里找到自己的立足之本，改变在乡下贫穷无依、没有出路的生活状态。北京城远远优于乡下的物质生活强烈地吸引着他，给予他憧憬，他为自己编织了一个梦，一个在城里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安家立命的简单质朴的梦。为此他拼尽全力，苦苦地奋斗。然而城市又无情地撕碎了他的梦：重重的打击，欲望的罗网，使他离原来的自己渐行渐远，终至彻底改变了模样。

　　值得一提的还有《离婚》的叙事策略，老李的人生轨迹描写构成了一种乡——城——乡的叙述模式，同样体现了老舍对现代语境中文化变迁与出路的关注及思考。老李原是乡下人，十四五岁进城去读书，又在北平读了大学，毕业留在北平一个财政所做事。立足于北平并不意味着他融入了北平，相反，他的不谙世事使他在处事圆滑、城府颇深的老北平人面前格格不入。他的单纯的“诗意”追求使他在欲望膨胀的都市处处碰壁，他与人为善、处处忍让的性格使他常受欺侮与伤害。他离开乡下来到北平，是因为北平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之美。陶醉在北平的诗意里，他忘了乡间，愿完全降服给北平。但现实生活中琐琐碎碎的烦恼又消解了心中的诗意与理想。最终，他辞职回到乡间去了，到心中那些不十分清楚而确是美的乡间风景中去寻找心灵的皈依和安宁。老李的人生游走在乡间和城里之间，他的心游走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一直微妙得让人难以把握。理想始终针对现实的缺陷试图加以改变，而现实则似乎总是以不容置疑的姿态实施着对于理想的否决。”①老李的人生选择展示了老舍对城市中滋生的种种文化弊端的批判，也表达了对质朴乡间道德的褒扬，并在城乡文化视阈的双重审视中表达了老舍对理想的现代中国文化的期待。

　　沈从文的湘西文学世界和都市文学世界的鲜明对比，体现了作家在城乡对照的叙事策略中张扬理想人性、希望重塑民族精神的现代性艺术追求。他在编辑自己的作品集时曾提到下面这几篇以“湘西”为题材的作品，并自评说：“《柏子》《丈夫》《夫妇》《会明》（全是以乡村平凡人物为主格的，写他们最人性的一面的作品）；《龙朱》《月下小景》（全是以异族青年恋爱为主格，写他们生活中的一片，全篇贯串以透明的智慧，交织了诗情与画意的作品）”②，这些作品对理想人性的讴歌体现了沈从文用梦想的光照构筑理想世界的创作追求，他说：“有些人梦想生翅膀一双，以为若生翅翼，必可轻举，向日飞去。事实上即背上生出翅膀，亦不宜高飞。有些人从不梦想，惟时时从地面踊跃升腾，虽腾空不高，旋即堕地，依然永不断念，信心特坚。前者是艺术家，后者是革命家。但一个文学作家，似乎必需兼有两种性格。”③他的梦想植根于现实，又是为了现实的重构而存在，对理想人性的书写构筑了一个文学的乌托邦，它呈现的是“对社会整体伦理的重造渴望，而且这种伦理重造在许多情况下同时代、国家、民族的政治重造紧密结合在一起”④。乌托邦的理想呈现虽然不乏浪漫主义色彩，但在沈从文的笔下却“多是在理想化方面作为现实主义的一种功能因素而存在”⑤。所以，沈从文的乌托邦建构凭借的是让理想照进现实的叙事策略，对都市病态人格的批判背后潜藏着一个理想都市文明的向往，而这憧憬又通过对湘西美好人性的张扬正面凸显出来，其丰富的思想价值恰如陈晓明主编的《现代性与中国文学转型》一书中所阐述的：“一方面，文学艺术作为一种激进的思想形式，直接表达现代性的意义，它表达现代性急迫的历史愿望，它为那些历史变革开道呐喊，当然也强化了历史断裂的鸿沟。另一方面，文学艺术又是一种保守性的情感力量，它不断地对现代性的历史变革进行质疑和反思，它始终眷恋历史的连续性，在反抗历史断裂的同时，也遮蔽和抚平历史断裂的鸿沟。”⑥一般认为“乡村”是沈从文的乌托邦想象，因为他经常把读者带入具有想象成分的风景美、人情美、风俗美的画卷中，其实这种乌托邦想象也存在于他所批判的“都市”，因为批判中的颠覆，其实也是在建构一种美好的东西，美好的东西站在所批判东西的背后，表达着作者对理想社会重塑的期冀。基于此，沈从文的文学乌托邦具有了更为丰富和深远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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