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官吏的贪婪昏庸、市井无赖的卑鄙与寡妇的弱势，是被人们普遍认识到的造成《窦娥冤》悲剧的三个因素。然而笔者认为这部戏剧中的所有人物都对悲剧的达成有着不可或缺的推动作用，因为剧作家关汉卿将微妙而真实的人性赋予了每个人物。将每个角色紧密地设置在剧情发展的脉络中以及极力反映人性细节，正是关汉卿戏曲独具魅力的重要原因。

　　关键词：关汉卿；窦娥；人性

　　引言：

　　《感天动地窦娥冤》（下简称《窦娥冤》）的故事家喻户晓。无赖张驴儿与昏官桃杌一个陷害一个乱判“害死”了窦娥，他们是大众在观剧时所憎恶的对象。

　　表面上看来，窦娥是被张驴儿和桃杌太守联合冤死的。但是一个无赖与一个昏官还不足以造成一出有说服力的悲剧。窦娥在临死前曾哀号道：“天地也，做得个怕硬欺软，却原来也这般顺水推船。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我们可以发现，她此时痛斥的对象并不是桃杌或张驴儿，而是“天地”——“天地”是一个人类难以反抗的大环境，它的内涵要远远大于桃杌太守与张驴儿，这似乎暗示着窦娥自己也意识到她的不幸是由她生命中的各种因素合力造成的。清代戏曲家李渔曾经说过：“照应埋伏，不止照应一人、埋伏一事，凡是此举仲有名之人、关涉之事，与前此后所说之话，结界俱要想到，宁使想到而不用，勿使有用而忽之。”

　　关汉卿长于在一部短小篇幅的戏剧内演绎出一个跌宕曲折的完整故事，因而他在设计关目时不会只用一部分人物来推动剧情的发展。因此，“窦娥冤”的造成究竟还有谁的责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笔者认为几乎每一个出场的人物都值得我们对其进行分析。

　　一、正面人物

　　戏剧的经典故事模式之一就是先是坏人作恶，最后好人主持公道，《窦娥冤》故事正在此列。本剧中的除女主角窦娥之外，正面人物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窦天章，一个是蔡婆婆。他们虽然正面，但并非完人，剧作者赋予了他们复杂的人性内涵，因此他们的一些行为对窦娥来说也不尽“正面”。

　　窦娥的父亲窦天章是一个青年丧妻且穷困不得志的书生。窦天章作为一个封建时期思维传统的读书人，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最直接的证据便是他的科举意识：“读尽缥缃万卷书，可怜贫煞马相如，汉庭一日承恩召，不说当垆说子虚。小生姓窦名天章。祖贯长安京兆人也。幼习儒业，饱有文章，争奈时运不通，功名未遂。”——虽然在历代文学里都有对“学而优则仕”的宣传与劝喻，但是在作者关汉卿生活的元代，科举已经被废除，儒生们的社会地位日间不堪，他们的自尊也遭到无以复加地蹂躏，可谓是读书人在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之一。关汉卿本人也是在此种环境下产生的倜傥不羁、痛斥时事的书生，但在关剧中仍出现了 “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取向（而且并不止是这一次，关剧中有许许多多的上朝应举的读书人，比如《杜蕊娘智赏金线池》中的韩辅臣、《钱大尹智宠谢天香》里的柳耆卿、《状元堂陈母教子》里的陈氏三子等等），这很值得考究。

　　无论如何，笔者认为窦天章“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不能说有错误，要求读书人不食人间烟火是不公正。普通的读书人（特别是像窦天章这样穷困的读书人）需要生活来源，比如有许多读书人会贩卖字画或者教馆，但是在那个时代读书的最佳归宿就是进仕——虽然不能说读书的目的就是进仕，而进仕的目的就是“糊口”，但是无可否认的是这之间确实存在着逻辑关系。所以窦天章首先为了改善他的生活状况，同时也为了实现他的儒生的抱负，在努力地向仕途进发着。因此不能否认，窦天章是走投无路才向蔡婆婆借高利贷的，确实也无力偿还：“况如今春榜动，选场开，正待上朝取应，又苦盘缠缺少。小生出于无奈，只得将女孩儿端云，送与婆婆做儿媳妇去。（做叹科，云）嗨！这个那里是做媳妇，分明是卖与他一般。就准了他那先借的四十两银子，分外但得些少东西，够小生应举之费，便也过望了。”

　　前文阐明窦天章是一个科举意识很强的传统读书人。“进京赶考，求取功名亦是窦天章放弃女儿端云的原因之一，我们甚至可以说，蔡婆婆的逼债是造成窦氏父女分离的直接原因，功名举业才是最根本的原因。”[1]正如这种观点所说，窦天章对功名强烈的渴求是窦娥悲剧的开端。事实上窦天章对女儿也不可谓无情，因为他虽然痛惜地拿女儿换了钱，但他所同意的交换条件是女儿嫁入蔡家做媳妇——给殷实人家当儿媳妇毕竟比卖做奴婢或者倡优要好（即使窦天章本人也认识到这“分明是卖与他一般”，但如此安排女儿也不愧为一个读过书的父亲了）。可能会有人说，窦天章确实是一个一身正气的儒生，这只是他在潦倒时的变通之举，那么窦天章在高中之后以“两淮提刑肃政廉访使”的身份回乡：“老夫身居台省，职掌刑名，势剑金牌，威权万里”，但是这样一个大员在为冤死的自己女儿翻案时，竟然面对一介无赖张驴儿的辩词有些力不从心：“窦天章云：我那屈死的儿嚛，这一节是紧要公案，你不自来折辩，怎得一个明白，你如今冤魂却在那里？”这里似乎暗示了窦天章即使在做官以后，还是会有一种“秀才遇到兵”的无力。

　　也许窦天章困顿卖女、高中之后得以为女昭雪只是一种常见的推动戏剧发展的情节安排，但作者确实在窦天章身上添加了一些微妙的成分。对照窦天章前后所为，他算不上是一个称职、负责任的父亲，却是一个有些懦弱、意识传统、甚至只知道读经应举的书生。

　　前文说到窦天章因为穷困潦倒而且要上京应举，把女儿送到蔡婆婆家抵债，正是窦娥悲惨命运的起点。可是另一个戏份很重的人物：蔡婆婆。却是把窦娥陷入冤案的直接推动力。

　　有研究者已经意识到：“窦娥的悲剧，表面上看是窦娥拒绝再嫁张驴儿引起的，但实际上蔡婆婆选择再嫁张父才是悲剧的源头。如果蔡婆婆自己不心甘情愿地再嫁，不与张父产生感情，那么张父不会死，张驴儿也不会以诬赖窦娥来挟制窦娥，窦娥也不会上公堂，更不会走上死亡之路，蒙了不白之冤。这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蔡婆婆再嫁张父引起的。”[2]然而这个观点把造成窦娥悲剧的原因集中到蔡婆婆再嫁张父这一个事件上，笔者认为不宜将蔡婆婆的推动作用如此概括。我们不妨从她的复杂的心性开始分析。

　　蔡婆婆放高利贷是本剧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剧情的因素。蔡婆婆家境富裕，而且向外放高利贷。因为文本中没有交代她具体是收多少利息，所以不可断言蔡婆婆向外借钱是为了牟暴利，但她确实是收利息的，而且如果久借不还她也亲自去索取。但如果说蔡婆婆放贷是为了救人危急的话，她又不那么慈善，因为如果真是理想中的善人，那么即使不能白白周济别人，至少也不取利息了。综上，笔者推测蔡婆婆其人可能是一个有着中产阶级金钱观的富人。蔡婆婆放的高利贷可谓是“萧何”：窦天章借她的钱无力归还用窦娥抵给她做了儿媳妇，赛卢医借了她的钱无力归还而试图谋财害命，间接导致了她被张驴儿父子讹诈，便因此害死了窦娥——走夜路不是错，但夜路走多了总会遇到鬼的，也许放债也是一个道理。

　　虽然蔡婆婆的放贷多少有些使人反感，但是她在面对她用债务“拐”回来的窦娥时又是一副和气的面貌：“卜儿云：媳妇儿，你在我家，我是亲婆，你是亲媳妇，只当自家骨肉一般。你不要啼哭，跟着老身前后执料去来。”而且据文本的描写，蔡婆婆与窦娥的婆媳关系确实很好，可见除了窦娥方面做到了“事公姑”以外，蔡婆婆也对窦娥付出了感情与关爱。但这并不能挽回窦娥命运的颓局。

　　把窦娥推向厄运的另一个突出因素，是蔡婆婆懦弱的性格。为了突出这一点上，作者着墨对比了在面对张驴儿威胁时，蔡婆婆的流泪、告饶与窦娥强硬的反抗。如果说蔡婆婆在生命受威胁的情况下答应了张氏父子入赘还符合情理，那么她把张氏父子带回家中后让他们一直住在家里没有了断（没有报官，也不想办法把他们赶走）就有些匪夷所思了。笔者认为这除去戏剧性的成分，也暗示了蔡婆婆的懦弱到达了一个很高的程度。不仅如此，蔡婆婆与张父的关系也很“融洽”：“正旦唱：【贺新郎】一个道你请吃，一个道婆先吃，这言语听也难听，我可是气也不气！想他家与咱家，有甚的亲和戚？怎不记旧日夫妻情意，也曾有百纵千随？婆婆也，你莫不为‘黄金浮世宝，白发故人稀’，因此上把旧恩情，全不比新知契。则待要百年同墓穴，那里肯千里送寒衣。”由此看来，蔡婆婆对于命运有一种很强的“适应”能力。蔡婆婆对张氏父子的姑息，导致了张驴儿对窦娥的纠缠不休，以至于后来张驴儿下毒，阴差阳错导致窦娥被冤，也在公堂上给张驴儿一个难以折辩的把柄：“（张驴儿云）大人详情：他自姓蔡，我自姓张，他婆婆不招俺父亲接脚，他养我父子两个在家做甚么？”。蔡婆婆在公堂上痛哭一声“窦娥孩儿，这都是我送了你性命。兀的不痛杀我也。”，就借其本人之口道出了她是杀害窦娥的帮凶之一这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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