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冤死了窦娥(2)
不仅如此,读者如果留心可以发现,蔡婆婆在窦娥被冤枉之后没有任何营救窦娥的行动。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蔡婆婆如此富有,而判案的桃杌太守又是贪官,她为何没有用钱去打点,是一个笔者的不解之处。笔者认为作者是对“婆媳关系”这个人类最复杂的关系之一,表达了他的观点:婆媳再亲也不是亲骨肉——蔡婆婆虽然出于无奈,但她连累了窦娥,还将所有的恶果都让窦娥承担了,并且不加挽救,这就超出了“懦弱”能解释的范围。如果窦娥不是她的儿媳妇而是她的女儿,恐怕母性也会使“病猫”变作“母老虎”——这正符合现实中人的微妙心理。有观点认为蔡婆婆身上存在着“卖媳”与“悲媳”的矛盾[3],笔者也认为蔡婆婆是这出戏剧中一个复杂、难以捉摸、却又最接近真实的人物。蔡婆婆很难用一般戏剧中人物的“忠”与“奸”的形象来分类,她没有鲜明的道德倾向,但也许是因为现实世界中的人往往也不是非“忠”即“奸”的,所以蔡婆婆的形象反而给人一种更可信的感觉。
“窦娥的深度悲痛正在于:她恪守人间思想、人间秩序、人间规范,最终反成其殉葬者。”[4]正如这个观点所说,现在不少研究者认为窦娥悲剧的造成也有她自身的原因:窦娥不懂得变通,不懂得见机行事。虽然持这个观点的研究者都能说出许多道理,但笔者不很赞同。笔者认为窦娥是作者有意树立的本剧中最单纯的一个节烈女子的正面形象,在她身上侧重施与的并不是立体人性的笔墨。
二、反面人物
比起正面角色,反面人物的人性往往更容易刻画。在大家对《窦娥冤》的传统认知当中,本剧中的“奸角”包括赛卢医、张驴儿父子与桃杌太守。显而易见,他们都是冤死窦娥的凶手,而且他们把窦娥冤死的过程此处不需要再赘述。在此部分中,笔者将着重分析这些反面人物身上的一些疑点,以及探讨这其中表现出的现实人性。
张父虽然是反面人物,但并不“穷凶极恶”。严格的说,他只能算是一个没主意、不辨是非并且依附儿子的老人:张驴儿出了一个强行入赘的主意,让张父去向蔡婆婆开口,张父便听从了。但令人注意的是,在蔡婆婆拒绝之后对她实施威胁的是张驴儿,而并不是张父。此外,读者容易看出张驴儿父子住进蔡家时,张父是真心实意地指望和蔡婆婆 “举案齐眉”的,无怪乎蔡婆婆与他“相敬如宾”——笔者认为这除了蔡婆婆本身惧于张驴儿的威胁之外,也有她受到打动的成分。此外,张父能与蔡婆婆投缘,可能还因为他的性格与蔡婆婆有些相像。张父可以说是对境况很顺遂的人,张驴儿得不到窦娥就开始用手段去做,而他还在等待着天命促成他与蔡婆婆(这就与张驴儿的凶狠狡诈形成了对比,或者说把张驴儿的“恶”衬托得达到了极度)。
张驴儿是本剧树立的最纯粹的反面角色,他与窦娥一个极恶、一个极善,这就是作者希望达到的戏剧效果,读者似乎不必再去挖掘他身上恶以外的特性了。张驴儿在赛卢医手上救下了蔡婆婆,但是他无赖本性难移,又一翻脸勒索上了蔡婆婆。然而我们不得不考量,张驴儿救蔡婆婆的那一刻,是否就是善性本能地瞬间爆发。这是不是能够说明作者即使如此塑造张驴儿极恶的形象(以及张父模棱两可的反面形象),却还有暗示读者“人性本善”的意味呢?
“关氏让赛卢医的活动贯穿始终,是有意识地突出这一人物的不可或缺性。”[5]有研究者指出了赛卢医对戏剧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虽然如此,他是一个不太被批评家关注的人物,很少有人去挖掘他身上潜藏的人性特点。
赛卢医因无力还钱而狠心要勒死蔡婆婆,这造成了张驴儿父子有机可乘,后来他又惧于张驴儿的凶狠而卖给他毒药,从而导致了张父错被毒死,间接导致了窦娥被张驴儿冤枉——赛卢医的勇气曾经一时爆发,后来一蹶不振,书中对导致他勇气变化的心理活动有着自述式的描写:“小子太医出身,也不知道医死多人;何尝怕人告发,关了一日店门?在城有个蔡家婆子,刚少的他二十两花银,屡屡亲来索取,争些捻断脊筋。也是我一时智短,将他赚到荒村,撞见两个不识姓名男子,一声嚷道:浪荡乾坤,怎敢行凶撒泼,擅自勒死平民!吓得我丢了绳索,放开脚步飞奔。虽然一夜无事,终觉失精落魂。……过得几日,当日要勒死那婆婆的男子到小的铺中讨服毒药,小的是念佛吃斋人,不敢做昧心的事。说道:铺中只有官料药,并无什么毒药。他就睁着眼道:你昨日在郊外要勒死蔡婆婆,我拖你见官去!小的一生最怕的是见官,只得将一服毒药与了他去。”作者这样设置赛卢医“勇气”上的变化无疑是为了推动剧情的发展,但笔者认为赛卢医的这种经历也如实地反映了人性中存在“情急之勇”的部分——这是人处于极窘迫的境地时的爆发,是所谓的“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令人智短的窘境人们多多少少都会遇上,也不免会产生相似的情绪或者念头,而在清醒后必定是又惊又悔,再也乍不起胆子了。不管人们是否承认,这种继以全面溃泻的“情急之勇“确实出自于人之本性,所以赛卢医的这种“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内心经历能够让人心照不宣的。
贪官是古今中外戏剧、文学中常见的角色。他们或是丑态滑稽、或是心机阴险,或是凶狠毒辣——他们的特性往往最鲜明,这也许是因为他们“贪”。“贪”本身就是最真实的人欲,人们都试图克制贪欲、掩饰贪欲,而连贪欲都不加克制掩饰的人,不会再费力将身上的其他特性掩饰起来。但本剧中桃杌太守这个人物的贪性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桃杌太守自称把告状的人奉为衣食父母,可谓是贪,然而原著中并没有明显地表现出在他审理窦娥的案件时,原告或被告任何一方有贿赂他的举动,他为何独独偏向于张驴儿一方呢?更何况蔡婆婆与窦娥的一方更有经济优势。穷极思虑,也许是因为桃杌太守有着这样的心理:蔡婆婆家虽然有钱,但处于正义的一方,而且观察窦娥的个性,她即使打赢了官司也未必会大力酬谢自己。若使张驴儿赢了官司,那么蔡家的财产也就到他手里了,到时候要是不慷慨解囊,那么自己手里还有他作恶的把柄——如果这样分析太过牵强赴会,那么就可以简单地解释说桃杌太守昏庸,仅凭张驴儿的一面之词就判下了冤狱。所以笔者得出:虽然通过桃杌太守之口狠狠地讽刺了官员们的贪且昏,但是作者设计出来桃杌太守这个人物,更多的是让他发挥一个辅助张驴儿冤死窦娥的作用。
结语:
关汉卿戏剧里的官司故事,大多架构是昏官、恶霸与青年妇女之间的冲突纠葛。在这一类故事中,人们很多时候把关注给予了女主角——事实上关剧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忠实地反映着完整而复杂的人性,才是其能呈现出一种深厚的世情世态的戏剧魅力重要原因。所以,窦娥的悲剧命运不是一两个人造成的。在关汉卿笔下,主角的命运与剧中最微小的一个角色不无关系,甚至可以说每一个人物都牵动着全剧的悲欢离合——因为真实世界中人们就是因为复杂的人性而如此的息息相关。
注释:
[1]王玥,《窦天章形象浅析》,《绥化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84页;
[2]荆连莲,《论<窦娥冤>的思想倾向及其悲剧价值》,《克拉玛依学刊》,2012年,第2期,第 57页;
[3]杨柳,《浅谈<窦娥冤>中的矛盾性》,《群文天地》,2012年,第3期下,第70页;
[4]胡建舫,《<窦娥冤>别议》,《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第39页;
[5]王世君,《一个被评论家忽略了的人物—— <窦娥冤>中的赛卢医形象简析》,《戏剧文学》,2004年 09期,第 38页;
参考文献:
[1]关汉卿,《感天动地窦娥冤》,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一版。
[2]施绍文,沈树华,《关汉卿戏曲集》,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11.1第一版。
[3]李渔,《闲情偶寄》,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12第一版,2011.9第二次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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