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作者介绍了明清时期的苏州会馆、会所，并阐述了明清时期苏州会馆、公所及市民公社的组织演变情况，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关键词： 明清时期苏州会馆会馆会所

　　一

　　明中叶以后至清同治、光绪年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行业竞争的加剧和不同区域经济、文化交往的日趋频繁，各大城市纷纷建立了一种地缘性的社会化群体组织——会馆。值得一提的是，其繁衍之广、影响之大，几乎成为明清社会的时尚，对社会经济和城市文化的交流与发展曾产生过较大的促进作用。

　　当时的苏州，由于工商业的发展，城市街区沿几条主要通航河道向外呈放射状延伸，最远处距离城门（阊门）已经超过10华里。从“商贾辐揍，百货齐聚，上自北京，下至两广，远及重洋，贸易之盛甲于天下”的描述中可以窥见，明、清时代的苏州，不仅是长三角地区的经济、文化中心城市，而且是东南第一商业大都会和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口岸，商贾云集，百货充盈。正因苏州“五方商贾，辐辏云集，百货充盈，交易所得，故各省郡邑贸易于斯者，莫不建立会馆”①。

　　明清之际，苏南都会苏州府特殊的经济地位，使苏州地区会馆的设置仅次于京师首府，故颇具代表性。

　　北京的会馆起于明代，于清而盛，最鼎盛时达700多座，十有其七在南城宣武。会馆相当于今天的驻京办事处，但它不是官方机构，只是同乡共同集资兴建的公产，主要供同乡来京居住之用。外省人入京之初，尤其盼乡人相携，会馆为本乡人提供了方便，居住不收费用，乡人因此聚集。会馆同乡有士有商，宣武之南以士为主。

　　有清一代，满汉分置，原居内城居民尽迁徙南城，宣武既近官衙，顺理成章成为士人官宦居住地。人以群分，也就崇文不文，宣武不武了。此时科举大兴，三年一次会试，各省举人应考，来京者多达上万人。南方多出士人，因不得居内城，便在南城的会馆驻足，应试士人与会馆联系如此紧密，以至于有云会馆“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士人们在这里同气相求，论道同学，吟诗唱和，切磋交流，带来了各地的文化，促进了文化的交融，形成了独特的宣南文化。加之北京乃全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这种文化影响甚至带动了历史的发展。

　　宣武门南西上斜街的番禹会馆，是从前的龚自珍故居。龚自珍曾有诗“因忆斜街宅，情苗茁一丝”，据记载上斜街还有东莞会馆，为清朝名将年羹尧故居。

　　上斜街还有著名的河南会馆，1895年4月30日，康有为写下《上清帝书》后的次日在此集合1300多名举子出发上书，由此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序幕。

　　上斜街西侧金井胡同的吴兴会馆是“以修律而鸣于时”的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故居。作为在清逊位诏书签字的司法大臣，他亲历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灭亡。这位精通旧律、学贯中西的法学家，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里充任晚清的修律大臣，对中国法律近代化和中国近代法学之兴起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这院内的枕碧楼上，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法学著作。

　　从宣武门往东硕果仅存的是海柏胡同顺德会馆，为明末清初学者朱彝尊的故居，他在院内的古藤书屋里，历时三年写下了《日下旧闻》，辑录了旧时北京地区的山川地理、文物古迹、风土人情。据记载，清代孔尚任曾在此胡同居住，并创作出名噪一时的《桃花扇》。

　　顺德会馆迤东后孙公园胡同内有规模宏大的安徽会馆。同治八年，李鸿章兄弟购此处扩建安徽会馆，成为淮军将领的活动基地。与其他会馆不同，它只接待一定级别的官员，政治色彩较浓。这里也是戊戌变法时期强学会的会址。

　　安徽会馆南虎坊桥路口，是著名的湖广会馆。这里是北京唯一全部修复的会馆。作为湘军曾国藩的领地，当年与李鸿章的安徽会馆齐名。

　　虎坊桥和菜市口之间的一些会馆，是戊戌变法领袖人物的藏龙卧虎之地。康有为于1882年首次进京应考时即在米市胡同南海会馆居住，他的寓所“七树堂”在院内北部，其所居住的房屋自称为“汗漫舫”。与他同倡变法的梁启超住在离此不远的粉房琉璃街新会邑馆。经过短期筹备，维新派的第一份报纸——《万国公报》于1895年8月17日在安徽会馆创刊。

　　这一时期另一个杰出人物谭嗣同住在清代刑场菜市口西侧北半截胡同浏阳会馆，康、梁、谭等在这里积极主张维新变法，兴学会、办报刊，使这一带成为19世纪末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策源地，也使菜市口因戊戌六君子殉难地而名垂青史。

　　谭嗣同浏阳会馆里的“莽苍苍斋”原来不过是寻常小屋，但在1898年的9月25日，这里却上演了中国近代史上极其壮烈的一幕。当时维新失败，慈禧兵发西郊，光绪密诏康党速离，康有为、梁启超连夜避难日本使馆，谭嗣同却将生死置之度外，深明大义地说：“不有行者，谁鼓士气？”并慨然曰：“我国二百年来，未有为民变法流血者，流血请自嗣同始。”当夜即在此屋被捕。第三天，在百米之遥的菜市口与居住在福建会馆的林旭等一同殉难，这倒应了“广东人立言，湖南人出血”的老话。谭嗣同被害后的第十三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结束了清朝的命运。历史似乎在这里有种神奇的暗合。辛亥革命第二年，孙中山来京，就在菜市口大街东的中山会馆发表促进共和的演讲。1917年，康有为再次在这里出现时，历史无情地抛弃了他。张勋和康有为拥溥仪重入皇宫，并在菜市口大街西侧江西会馆唱戏庆贺，不过短短12天，闹剧结束。

　　在菜市口附近值得一提的还有几个会馆，一个是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鲁迅1912年5月至1919年11月曾长期在此居住，潜心抄写古碑，校对《嵇康集》。在鲁迅作品中多处描写过古藤和古槐浓荫下，一个低矮暗淡的小屋蜷缩在院子角落，就在这里，鲁迅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等名篇。西侧不远烂漫胡同里的湖南会馆，是毛泽东1919年来京住过的地方，他在这里召开“湖南各界驱逐张敬尧大会”，成为他早期革命生涯的一个亮点。

　　二

　　1.明清之际苏州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地位。

　　在明清两朝，苏州作为商业大都会，在全国各经济区物贸对流格局中，长期处于有利地位，其间曾出现两次经济发展高峰，一次低谷。但到了清朝末期，由于沿海港城市开放，致使经济重心地位出现东移，最终苏州为上海所取代。

　　吴中才子唐寅诗曰：“五更市贾何曾绝，四远方言总不同。”更是形象地描绘了各地商人在苏州从事贸易的繁忙情景。会馆的建立，只有当在苏经营的同乡达到一定数量，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才有必要性和可能性。明代归有光《震川文集》形容在苏州经营的安徽人，“贩脂、盐、茶、木材……居于吴者数十年累巨万”。入清以后，安徽宁国商人鉴于“乡人既多，不可无公馆以为汇集之所”②，因此建立了宛陵会馆。此外，安徽人还先后建立了大兴会馆、徽郡会馆、新安会馆、宣州会馆等工商会馆。

　　苏州地处长江三角洲，濒临太湖，位于大运河与娄江交汇处，这在以河运为主的交通时代，其特有的优势便不言而喻，据武安会馆碑记的记述，苏州“南达浙闽，北接齐豫，渡江而西，走皖鄂、逾彭蠡，引楚蜀岭南”。作为河运工具的船只，使用和发展也十分普通。如吴江鸭嘴，又名尖头船，“其船一日夜行二百五十里，南至杭州，北至镇江而上”，“邑东南镜乡民，无不业此，无虚以万计”③，便利的交通条件，为商品的流通，人口的交汇流动开启了一条大动脉，并成为财货聚散的枢纽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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