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会馆与公所的文化属性。

　　（1）会馆与公所的创设基于人们对于地缘文化继承特殊心理和情结。

　　由于我国疆域广阔，区域生态环境的不同，造成地缘文化有很大差异，表现为不同的语言、习俗、行为规范、民间信仰及生活方式。

　　俗话说：“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习。”在特定的生态环境中生存，或耕作、或采集、或捕捞、或狩猎、或织造，世代沿传，便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性格、气质、价值观念等特定的心理积淀和文化模式。

　　文化发展的历史愈悠久，时间持续愈长，其文化模式便愈加稳定，个性就愈加突出，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便愈加明确。这对该群体中社会成员的思想、感情、心理、情绪、性格的影响就愈加深刻。一个人总是习惯本地的衣食住行、陈规旧俗、方言乡音和婚丧嫁娶方式，恰是个体作为某种文化载体的必然表现。并且，文化具有排他性，当个体对本地群体文化产生内心自豪时，无形中便在排斥异地文化。

　　故异域商客来到苏州，从事生意上的交往，其内心世界必然与故土旧园传播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感应，白日为生计忙碌之中，一旦听见乡音，哪怕放下手中的事也要与乡人畅叙一番，夜深人静、思乡之情也会搅得他们无法安寝，在这种情况下，一旦有人倡议，必群起而响应，而且，在会馆命名、建筑风格、馆内布局上，都力求全面展示出故园的特色，即所谓“恭敬桑梓，乐操风土。”如吴兴会馆碑刻上写道：“湖人之官于苏者，亦就会馆团拜宴集，以叙乡情。”⑤

　　苏州会馆的设置为同乡士商提供居停和贮货的场所。历来“凡弹冠捧檄，贸迁有无而来者，类皆设会馆，以为停骖地”。会馆的最初用意是用来供往来同乡居停的。如光绪时的两广会馆，是因为士商往来于苏州，无处寄身，因此才兴建的。其目的是希望“自今以往，乡人至者，上栋下宇，得有所托”。会馆一般都建有居室，以供同乡临时居住。此外，有的会馆还兼有贮存货物的功能。如杭州绸商于乾隆二十三年兴建的钱江会馆，目的是使“吾乡人之至者，得以捆载而来，僦货无所费，不畏寇盗，亦不患燥湿”。乾隆四十年，苏州官员刘某借“为贮货公所”的钱江会馆居住，占用房间30多间，迫使商人只能把货物搬出。为此众商呈词地方，要求勒石永禁官员占用会馆的行为⑦。会馆的这一作用，略同于旅邸，区别在于旅邸计日取值而会馆僦赁无所费而已。

　　（2）会馆与公所满足了个体对群体的社会化需求。

　　会馆作为同乡人自发组织、捐资、置地而建起的社会性组织，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异乡人这种内在的渴求。“凡岁时伏腊，祝厘受祉，宾朋叙会”，实质上就是人所共有的社会化需求。

　　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同乡经营者树立行业优势，减少经营风险，并且更容易结成利益整体，通过地域纽带壮大自己的力量。为谋求在经营活动中以集体的力量来保护自身的利益，各地工商业者纷纷建立起自己的会馆或地域性公所。康熙年间，枫桥的洞庭西山贩米商日以百数，由于不堪牙行的盘剥而联合起来建立了洞庭会馆，取代了牙行的作用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明清时期，经营活动中的共同利益和要求，促进了深厚同乡观念的形成，在异地经营的同乡，“无论旧识新知，莫不休戚与共、痛痒相关，人情可谓聚矣”④。经营中形成的牢固的地域集团，必须有固定的机构维持才能长久，故各地兴建会馆时，同乡经营者都踊跃捐助，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借助会馆的力量维护自身利益。

　　（3）苏州会馆及公所与商业文化。

　　不可否认，苏州是工商业城都，外乡人到此，主要目的是从事工商业活动，开展贸易和经营。因而，苏州会馆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商业性方面，这与北京会馆有很大不同。

　　北京是封建帝王、贵族官僚和地主商人最集中的统治中心，因而北京会馆的政治（官场）、文化（应试）性较商业性突出。据统计，至清末北平共有392处会馆，其中百分之八十六左右为供应各地士大夫进京应试，解决食宿之需而设，性质上表现为“试馆”。而且从创建捐款，到会馆经费开支、财产经营管理，皆操纵在封建官僚手中。

　　苏州会馆的设置后纷纷兴办有利于同乡的各种善举。为遭遇困难的同乡提供帮助，是会馆团结同乡、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手段，因而相当多的会馆都兴办各种善举。如对老弱失业者提供救济，对伤残病痛者给予医疗，对客死异乡者供给殡舍，对无力归葬者代为掩埋，等等。有的更设立义塾，以提供子弟教育机会，或兴建义渡、码头，方便经营者的运输往来。陕西会馆的普善堂、东越会馆的公善堂、新安会馆的积功堂、湖南会馆的泽仁堂等都是为同乡提供各种慈善服务的机构。不仅如此，一些会馆本身就是先襄义举，而后创建会馆的。如常熟的宁绍会馆，先在乾隆三十年设立了义瘗所，随后又增建丙舍，到乾隆五十七年，方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会馆。此后，又于同治间设女殡所，民国时更建疗养院⑦，公益事业可谓十分完备。

　　综上所述，兴建会馆的具体目的多种多样，但无论是基于上述某一个或某几个目的而建立会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工商业服务的。提供聚会场所以团结同乡，其目的是要以同乡的集体力量保护自身利益；兴建祠庙，祀奉神祇，意在“以事神而洽人”⑨，借助共同崇拜的偶像维系和增进同乡感情，并祈望获得神佑，实现生意上的成功。

　　注释：

　　①②③④⑤江苏省博物馆编.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三联书店，1959：P24、370、340、366、367

　　⑥⑦⑧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P325、371.

　　⑨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P85.

　　参考文献：

　 ［1］王卫平.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人民出版社，1995.

　 ［2］中国会馆志中国会馆志编纂委员会.中国会馆志.方志出版社，2002.

　 ［3］明清以来江南社会与文化论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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