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楚辞》，作为兼备“诗”、“赋”两种文体特征的文学样式，其叶韵可歌、意象丰盈、极富浪漫主义色彩和感伤情怀等特征成为后世文人尤其是诗人争相效仿的对象。屈、宋两位楚骚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更是受到不少后学者的歌咏称颂。晚唐的政治文化环境使得文人偏向于从楚骚文化中寻求心灵的慰藉，李商隐和温庭筠就是这些诗人的典型代表。他们的诗歌多涉及记湘楚游旅的楚物、借香草美人意象抒发怀抱的意象甚至是直接以屈宋之际遇慨身世等。温李诗的创作在相当程度烙上了《楚辞》的印记。

　　关键词：《楚辞》；李商隐；温庭筠；诗歌影响

　　清丽俊俏、浓艳感伤是晚唐诗风的主流。温庭筠与李商隐是晚唐诗坛上最为引人注目的诗人流派之一。同在文、武、宣三朝政治文化环境的浸染下，铸造了两人风格接近的诗歌文笔。“既奋壮志于云霓，又系闲情于风月”[1]是他们的共同的状况，此外，温李受挤于当时著名的牛、李党争之中，失意与困顿使他们感时愤世，而这种生活与心理状态又流于诗歌之中，成为他们抒写自身境遇、发泄内心感慨的方式。在温李诗歌中，借香草美人抒发怀抱，以楚骚语入句之多，较同时期其他诗人，实属罕见。按“李商隐在大中元年（847）至二年（848）间途经襄阳、江陵、岳州、潭州往返桂府，时间虽不过一年有余，却有可编年诗76首，占其编年诗总数的五分之一。”[2]、“温庭筠早年客游江淮，咸通元年（860）又在襄阳与段成式、韩蟾等人唱和，编为《汉上题襟集》。”[3]这与他们曾到过荆楚之地的经历关系密切。晚唐特殊的政治文化环境也驱使着当时的士人更多地把自己的际遇与历史上忧国壮志的士大夫相联系，以他们的政治抱负与文章才华自比，或追怀，或感叹，屈原与宋玉就是他们歌颂的对象，这在温李诗歌中也较为常见。他们的诗歌有着浓郁的“《楚辞》色彩”。

　　一、直言楚物，抒发漫游楚湘期间的经历与感触

　　李商隐《楚宫》，即忆楚襄王游于兰亭之宫，在游览历史古迹的途中书写苍然之感，咏怀古迹之言实乃为政之思。《潭州》“湘泪浅深滋竹色，楚歌重叠怨兰丛。”、《过楚宫》“微生尽恋人间乐，只有襄王忆梦中”、《碧城三首其二》“紫凤放娇衔楚佩，赤鳞狂舞拨湘弦。”在政治上施展抱负、追求功名是文人们最常态的人生理想，无奈政治集团的相互排挤使他们无形中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李商隐曾在《行次西郊作一百韵》中申明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军前剖心肝，叩头出鲜血”的坦诚之心和忠心之志正如此后漫游荆楚期间以“楚宫”、“楚佩”、“楚妃”、“楚帐”、“楚囚”等明志向的楚地之物，侧面反映了诗人对唐太宗贞观时和平安定，一派繁荣景象所向往的心迹。和李商隐相比，温庭筠的仕途之路显得更加艰难。温庭筠善于以历史典故入诗，一方面传达个人身世之悲慨，另一方面是对政治国事的关注。温诗中言及楚地之物的却大都是睹物缅怀之作，也有记友人南游时的增和之诗。

　　据陈尚君《温庭筠早年事迹考辨》游潇湘一节[4]，正是有了早年游历湘湖的切身感受，在之后所作的赠和友人南游的诗作中又有了早年自身游历的怀念。如《细雨》“楚客秋江上，潇潇故国情。”、《赠少年》“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风叶下洞庭波”。、《送人南游》“送君游楚国，江浦树苍然。”、“唯以一杯酒，相思高楚天。”《细雨》将友人喻为骚客，《赠少年》亦为友人适楚地的留别之作，却直接摘取《楚辞》中之词，更富离别感伤之情。《送人南游》一诗，语言直白，送别友人的同时寄予相思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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