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本质在于关注特定社会文化之中的人类的命运。如前所述，西方古典悲剧人的“命运”是人与自然、社会的直接冲突，而中国古典悲剧人的“命运”则是个人适应社会过程中的间接冲突，其取向与表现差别很大。中国伦理社会的构成和价值取向，决定了中国古典悲剧无不打上了十分醒目的伦理烙印，强调的是个人融于社会。西方古典悲剧意在展示悲剧人物独特的个性、原始的情欲乃至片面的人格；而中国古典悲剧则突显悲剧人物的坚忍的道德和完美的人格。对于现实冲突的解决，中国古典悲剧主要诉诸现实生活中的公平正义等文化和政治力量，而非某种预定抽象理念或精神的自我发展和完善。大团圆在中国古典悲剧中从来都是正义战胜邪恶的象征，是苦与乐的和解和善良道德的胜利，与西方悲剧中抽象理念没有任何关系。

　　悲剧精神的实质在于对命定的反抗，在反抗的过程中，悲剧精神必然将矛头指向世界现存秩序的维护者即道德伦常。而中国古典悲剧往往又贯穿着道德教化的功能，“结果，要否定、要反抗的，竟又成了被赞美、被弘扬的，构成了一个是即非、非即是的矛盾局面。这于‘宁肯全无目的，胜于有一个道德目的！’的悲剧精神自然是背驰的”。

　　三、审美特征：崇高美与中和美

　　中西方截然不同的文化心理造就了中西方风格迥异的两大古典悲剧体系。西方古典悲剧都有对崇高目标的追求，而中国古典悲剧却呈现出悲喜交集的中和之美。

　　崇高是悲剧的符号。崇高感来自于悲剧主人面对强大的历史必然性境遇中所表现出来的坚韧不拔的抗争精神和强大的人性力量，观众感受到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神圣感、庄严感，是一种集愤慨、同情、兴奋、敬佩与一身的审美体验。“悲剧的真正审美价值不只是在让人体验到人生的苦难、生命的艰难，更在于让人们意识到真善的力量，生命的永恒，这才是悲剧作为一种崇高美的真正本质。”西方古典悲剧侧重于对力量的赞美，特别是男性阳刚之美。正是悲剧主人公非凡的激情和钢铁般意志，才能彰显抗击命运生命力量的强大，才给人以鲜明的崇高感。普罗米修斯为了拯救人类盗取天火，触犯了宙斯，因而被铁链锁住，囚禁在高加索山的悬崖绝壁上，备受折磨，却甘愿受罚，始终坚贞不屈。美狄亚既是爱情女神，忠贞不渝让人艳羡，同时又是疯狂的复仇女神，心狠手辣令人发指。奥赛罗和麦克白，都兼具英雄和野心家的双重性格，他们每一种性格和品质都呈现出难以置信的偏执，足以形成摧毁一切的力量。西方古典悲剧正是在现实的沉沦和低落中展示这一冲破一切牢笼的力量，从而褒扬了悲剧精神中不屈不挠的抗争主旨。当然，这与西方传统的主客二分的世界观是相一致的：人的命运不过是外在世界在人身上的折射，并以形而上学的方式时时对人的主体性进行侵蚀和解构，所以悲剧人物的反抗也是针对形而上的命运，无论是哈姆雷特和俄狄浦斯，还是奥赛罗和美狄亚，所谓的个人复归，到头来不过是现实肉体生命陨落后自我精神的升华。

　　我国古典悲剧并不完全排斥崇高，一般说来，我国古典悲剧并不把崇高视为悲剧美的极致，而是格外重视“令人酸鼻”的悲怆成分，追求的是情感的中和之美。中和之美是处在优美与崇高两极的“中间状态”的美，“既不是优美，也不是崇高，却又包含优美和崇高两极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讲求适度的中和，这就是孔子说的，哀而不伤，乐而不淫，怨而不怒，是典型的中国式天人合一的圆融境界，这与西方传统的主客相分的世界观有着根本区别。对大团圆的偏好，既可以使悲剧中的令人窒息的悲剧气氛不至于过于强烈，令人不堪忍受，也使得悲剧中怨艾和悲怆的情调夹杂着一丝温情，寄托虽显苦涩，但能给人以生活的希望，从而达到适度中和的艺术效果，给观众带来美的体验。如窦娥终于平冤昭雪，赵氏孤儿最后得以复仇锄奸，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中国古典悲剧一向先悲后喜，先抑后扬，哀而不伤，典型地表现了中国传统世界观的中和之美。这种“团圆之趣”，一方面使悲剧人物所处逆境和顺境得以中和，使观众情感上的悲伤和喜乐实现中和，同时也代表了中华民族向来弃恶从善、止于至善、豁达开朗、乐观自信的民族性格，表达了身处苦难中的人民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和憧憬，这正是中华名族历经千难万苦而始终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深层的精神动力。可见，中国古典悲剧精神一贯秉承以情动人的道德教化使命，始终怀抱着实现社会温馨和谐的道德理想，也一直坚守着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终极追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悲伤哀怨非恐惧怜悯，始终是中国古典悲剧精神审美风格的主旋律和标签。

　　总之，西方古典悲剧展示的是个人如何同不幸命运进行不屈抗争的故事，主题是强者的毁灭；中国古典悲剧描述的是个人在强大的社会力量面前如何隐忍和幻想的过程，主题是弱者的毁灭和再生。就其思想的社会渊源来讲，西方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个体本位，强调向外扩张和自我奋斗，悲剧人物无不具有很强的个性，敢于根据自己的判断与不利环境毫不妥协地斗争，把个人利益和个人价值凌驾于社会整体之上，即使肉体毁灭也在所不惜。而中国自古却是一个群体本位的社会，重社会轻个人，强调内向调和和坚忍有序，悲剧主人公在强大的社会力量支配下只能牺牲人格独立和个人追求，逆来顺受，把希望寄托于来世。悲剧英雄都是承担者，只有自主自决，能对自己行为负责的人才可能具有悲剧精神。一个人如果缺乏自主自立的意志和能力，那么他就无法做到自我承担和自我塑造。由此看来，古希腊悲剧不过是公民文化的特定形态，莎士比亚的悲剧是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文主义觉醒的产物。同时也不难理解，中国自元代开始，出现了以《窦娥冤》代表的少量悲剧作品，也是与当时市场文化的崛起给人们提供的体验自立、自治、自我承担的机会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王宏维.命定与抗争[M].三联书店，1996.2，60.

　　〔2〕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 283.

　　〔3〕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册）[M].商务印书馆，1981.326.

　　〔4〕柯汉琳.美的形态学[M].中山大学出版社，2008. 357，310.

　　〔5〕马小朝.撼人心魄的怜悯恐惧与催人泪下的悲伤哀怨——中西悲剧精神的审美风格之一[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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