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伍，即是当兵出身之人，纵观隶属于汉军旗武职官员的档案，具体又有披甲人、摆呀喇、领催等不同情况。由于八旗制度具有平时耕田打猎，战时披甲上阵的特点，旗人中按照身份地位，分为阿哈、披甲人、和旗丁三种。摆呀喇为满语，其汉语意思为精锐内兵。领催则是清代官名，其职责为管理该佐领的文书、俸饷事务。由统计，行伍出身的武职官员仅有8人，最高官至副将，如汉军镶黄旗刘景荣、正黄旗傅桓。虽然从康熙朝开始一直鼓励旗人以武立业，但是这一政策在汉军旗中的影响却很有限，虽然自康熙以来，为了解决八旗生计选拔汉军八旗军事人才，汉军旗兵额不断扩大。但是相反，由行伍出身，并得以升迁的汉军旗武职官员，却是少之又少。从这一侧面可以发现，汉军旗人虽属旗人，与满洲等各族文化交流已久，互相饮食习惯皆有影响，但是在出仕为官方面保留了汉人的特征，多选择文职科举为官，这也直接导致了汉军旗武将人才的缺乏。

　　3、 监生

　　依据史料统计，监生出身的武职官员有6人，其中李世禄、金题显以“谙练营务”、“留心营伍”（1）被保举，而后官至参将、副将；李继经因曾出兵乌蒙而受总督黄廷桂举荐为四川永宁协左营都司之守备；常继春、董抚远则受到地区总督的举荐，官至参将、副将。

　　4、 銮仪卫

　　清朝銮仪卫肩负皇帝的保卫工作，职责重大。由于其职责的特殊性，多由满洲贵族亲信于銮仪卫中任职。在雍正朝时期，将銮仪卫中汉人官缺改为汉军，使銮仪卫成为汉军旗出仕的途径之一。由此出仕的汉军旗武职官员共有7人。其中镶黄旗黄模，官至授两广督标中军副将；刘文敏，官至浙江黄岩总兵；刘竣德，官至銮仪卫銮仪使。除此之外，还有4人授云麾使，最高官职均为从二品副将以上，可见由銮仪卫出身的官员，升迁较快，官职也较高。

　　5、其他

　　除以上几种途径之外，武职官员还可以依靠世职、捐纳等途径出仕，不过所占比例较小，官位大多也比较低，多为守备之职。

　　总体来看，乾隆朝汉军旗武职官员具有一下几点特点：第一、所占比例较小。根据官员履历表统计，武职官员仅占官员总数的27.2%，在文职官员出仕竞争日益激烈的乾隆朝，汉军旗人在武职方面并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度。第二、通过武举出仕的汉军旗武职官员较多，而通过行伍出身的官员则较小，从这一侧面也反映了，乾隆帝期望通过扩大汉军兵额而达到增加汉军旗武将人才的想法收效甚微。第三，汉军旗武职官员总体上人数较少，但六品以上官员中，从三品以上官员占比较多，但少有将军、都统之材，这一方面也表现了汉军旗武职官员，虽有人才，却也难有佼佼之辈。

　　（二） 武职官员的升转途径

　　1、 参与战争，因军功显达

　　在乾隆帝眼中，评价武职官员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是否参加过战斗，而军功也是武职官员得以封官、升迁的主要因素。如王辅，曾出兵巴尔库尔，题补山西山丹营游击；李继经，出兵乌蒙，题补四川永宁协左营都司守备；王持衡，曾出兵西海西藏等处，题补山西永固城营都司守备，等等。因参与战斗而封官、升迁的官员多数题补为游击，因军功而受到重用也是汉军旗武职官员初入仕途的一大特点。

　　2、 受官员举荐

　　与前者不同，官员举荐不仅仅考虑官员本身是否立下战功，还要考虑到官员自身素质等各方面因素。如前文已经介绍的傅桓，因骑射娴熟、才守兼备且勤慎奉职而预行保举，题补副将；李世禄，因营务娴熟而保举参将；张晟，“以汉仗好人去得”（2）保举游击，乾隆十六年任甘肃花马池副将；王瑞，以小心谨慎、操练克勤，保举总兵；董孟，以弓马娴熟、训练有方且办事明敏，乾隆二十三年用山西固原提督。雷霖，以才猷练达、办事认真，保举堪胜总兵。受到举荐的官员多获高位，而且可以看出，乾隆帝对于武职官员的要求可总结为以下几点：娴熟骑射、谙练营务、办事谨慎以及才守兼备，其中弓马娴熟则是重中之重。

　　二、 乾隆帝对汉军旗武职官员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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