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中，“仁”为儒家道德的核心思想，其客观准则是“礼”——“克己复礼为仁”即要求人们自觉地约束自己，在既定的位置上正确地处理好与上下左右的关系，即：为父要慈、为子要孝、为友要信、为臣要忠、为君要善等等。在这样的思想的作用下，社会才会在周密的体系中运转下去。

 

　　 “克己复礼为仁”的思想同样包含了对人们行为举止规范的约束。为了约束人们的行为举止，中国儒家文化强调修身、趋善。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修身的说法有很多。例如，孔子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荀子在《修身篇》中说：“以修身自强，则名配尧禹。”随着时间的推移，修身成为了在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下，知识分子的普遍意愿，正如《论语·颜渊》所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等等。在这种观念的约束下，新感觉派作品中的男性形象在行动中远不及都会女郎干脆。他们在内心中时常升腾起对爱情的渴望，渴望在都会中遇见红颜知己，并与其共度一生。但是，在与女性交往的过程中往往又显现出迟疑不决的特征。在《游戏》中，面对所爱的情人，主人公并没有采取任何与情敌步青竞争的举动，表现出对爱人的挽留，所有的情感只局限在脑海中，在一次次的自我怀疑中任爱人离去：“一路上他想，她像是真的要走的了。但她不是爱着我么？她从来对我的爱情是虚伪的么？不！谁也不会相信她会说谎的。你看她说她爱着我的时候那个神经质的嘴唇和那对焰光射入的眼睛哪！至少她说爱着我的时候，她是不会骗我的。就是这会她也是爱着我的，我相信。但她却要走了？”特别是当新感觉派作品中的男性在遇见心爱的女子时，也常常显现出“发乎情止乎礼”的态度，流露出儒家文化的基因。在《公墓》中，主人公在四月到母亲墓前祭奠母亲的时候，遇见了如同白鸽一般的女子，对她产生了爱情与欲望，但与女子的交往也仅仅只局限于对坐谈天，并没有更多过格的举动，也没有过多的追求与交往，直到女子辞世，主人公只能在又一个四月跋涉到公墓去凭吊，在斜阳荒草中悔恨自己的胆怯，追忆往昔的情感。

 

　　 另一方面，新感觉派作品中的男性形象表现出了“夫义”倾向。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是被推崇到极致的。而以墨家文化为核心的“墨侠精神”则是中国“义”文化的核心。墨家学派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派别之一，崇尚兼爱、天志与明鬼。其中，兼爱是墨家哲学的核心概念，指仁、义两种品质。而仁人、义人就是实行这种兼爱的人的总称，为墨侠。墨子出于游侠，兼爱正是游侠职业道德的逻辑延伸。 

 

　　 墨侠精神在穆时英的小说集《南北极》中有所呈现。这部作品集以男性为主要描写对象，这些男性形象与新感觉派作品中孱弱、忧郁的男性形象有所不同，他们粗野狂放、杀人放火、嫉恶如仇。例如：在《黑旋风》中，当主人公看到小玉儿对男学生投怀送抱，辜负了汪大哥的一往情深时，便动手打伤了男学生与小玉儿，整整坐了三个月的牢，其初衷只是为兄弟打抱不平出一口恶气。在《我们的世界》中，主人公李二爷从小父母双亡，跟舅父卖报过活，在社会的压迫下，最终走投无路沦为强盗，并对游轮上的乘客展开了近乎疯狂的报复——杀死秘书长，强奸委员长夫人，而这一切行为源于海盗们无意识下的平等观念。在《南北极》（单篇）中，主人公小狮子青梅竹马的玉姐儿在去上海之后被城市生活所吸引，不愿回到乡村，并嫁给了城里的表哥。不甘放弃的小狮子赶到上海，给公馆当了保镖，受到少爷、小姐的欺凌，他不满自己的地位，“简直不如小姐的那只狗哪”，便奋起反抗，打伤少爷、小姐连夜逃走了。在《生活在海上的人们》中，以马二为代表的一万多农民不甘忍受财主恶霸的压迫奋起反抗，打死蔡金生，围攻县长。由此可见，尽管作品中主人公的行为偏执极端，但促使其做出价值判断的不是理性思想而是极度原始的善恶观念。这些草莽英雄尽管缺乏对儒家仁、义的认知，并没有受到墨家思想学派的熏陶，但在他们心中，原始的“有怨抱怨，有仇报仇”“兄弟义气”等思想依然与墨侠的平等观念产生了暗合。

 

　　 在中国传统作品中，“义”只局限于对朋友的忠义。但在新感觉派作品中，作家扩展了“义”的范畴，将对妻子、对家庭的和与义纳入到对男性的要求中。显然，新感觉派作家改善了对“义”理解的片面性——剔除了“义”的不合理成分，即超脱了封建思想对于女性妇德的限制，将这种维护家庭完满的道德意识同等地放在了男性身上。这种对“夫义”的遵循，呈现出与封建思想相异的、中性的、片面的，甚至值得追寻的意识。

 

　　 在《梅雨之夕》中，主人公是一位有着传统文人浪漫情调的知识分子，时常希望在日常生活中有些锦上添花的浪漫。因此，他喜欢在淅沥沥的雨声中撑伞回去，并在潜意识中去寻找面容姣好的姑娘。但是，当主人公遇见这样一位姑娘的时候，他尽管被其姣好的面容、温雅的风仪与婷匀的肢体所吸引，却并没有立刻与这位女子交流，展开一场开放的、现代的、感性的恋爱。主人公激动的心情始终被传统思想所牵绊，尽管他迅速为他感情上的出轨寻找到了一个借口——初恋，“他在内心里暗示：这是因为他遇到了自己初恋的那个少女。即使经过一系列的试探，证明并不是初恋的那个人后，他还是暗示自己‘如像真有这回事似的享受着这样的假设’。这种偶遇的情感也拥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使得他不必为自己的情感上的出轨需要有任何内疚。”但是，主人公内心“夫义”的道德准则使他无法永远沉浸于自我设定的合理性中，在护送女子回家的路途中，妻子的影子一直存在，甚至他偶然向道旁一望，发现用忧郁的眼光看着他的倚在柜子上的女子，可能就是他的妻子。应该说，在主人公感情出轨的同时，对家与妻子的责任与忠义作为一种约束力一直存在。尽管作者从偶遇的女子身上找到了初恋的情愫，但这种感情却随着他回到家见到妻子而烟消云散，“再也找不出那个女子的幻影来”。本来可以在内心深处保存自己内心甜蜜经历的主人公，因为受到传统思想中对妻子与家庭“忠义”与“责任”的束缚，将这份情感放逐，留下的是没有寄托的苦闷思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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