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志行文重建地域之核。茂州重建首先是在社会经济层面，随着经济的复兴，必然转移到文化重建。尤其体现在以“祠庙”为代表的文化设施和以“县志”为代表的文化典籍重建上。

　　一是文化设施重建。据《汶川县志》康熙元年修建文庙碑记载：“汶川屡遭寇兵屠蹂，城舍蚯墟。学宫鞠为茂草濒九年，欲更造而未能……汶县人亦踊跃出力，以缮其事工不阅载，而焕者兴”。同年，修建竣工的城隍庙更是—波三折，据碑记载，兵燹后，满目沧桑，神庙且鞠为蚯墟而没之间。以至县令胡世安常常感到怅然喟叹，后兴修时，广大民众不仅“不靳劳费，愿乐以徙”，但苦无材木，但至丙申夏（1656年），“忽大水陡作，江流澎湃，涌至大木数千，随材取用”，但尚缺乏一根梁柱。万般无奈之下，胡世安“命工由水滨觅至凤岭下’见沙渚匕有大木寸许，循而求之，其大木与前栋木同，及携其本末，其长短尺寸”与前栋木恰相合，众皆异然。以为“冥冥中真有神灵于其间者，是岁七月，告吉与工，不几月而工竣”。这则颇带传奇色彩的城隍庙重建故事，不仅道出了清初汶川县全面衰落的现状，更是证明了文化设施重建难度之大。

　　二是文化典籍重建。相比祠庙的重建，文化典籍因战乱损毁，难觅一二，故重修更为困难。时任保县县令陈克绳在《保县志》修撰完毕的序言上回顾修撰历程时言到：

　　“保自遭兵燹，典籍荡如，百年以来，故老殆尽，此考古之难也。资给糜因制作，骎失学校尚而，何况其余，此述今之难也。余自是因陋就踪黾勉修举存半系朔用缀典文、断碑，虫简获只字。如石鼓也，故戊荒台得寸扯如灵光也”。

　　茂州知州丁映奎在修撰《茂州志》过程中也是历尽艰辛。其在乾隆五十九年的序中言日：“康熙二十五年，知州李斯俭奉檄纂修，惜未经授梓，百余年来，散佚殆尽，士大夫家间有存者，不过十之二三而已”。后来观察使视察茂州，提及县志弗有，深感惭愧。后命儒学绅士搜集李志遗篇，考订。其所言“研虑殚精，广诹博采或稽之他书所载，或征之断碣所遗，或参之故老所传与闻见所及，略者详之，讹者正之……以补州志之阙而已”。

　　综上可见，茂州重建难度之大，任务之重，经数任官员，历百余年才换的茂州在社会、经济、文化、风俗的再度繁盛。

　　四、茂州重建之经验

　　茂州重建是在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环境下进行的，虽然已过去了近三百余年，但对这段影响茂州历史走向的伟大事件进行深入回顾和总结，为当前建设和谐茂县，共筑中国梦提供历史经验。

　　茂州重建得益于各民族民众的共同努力。茂州重建的力量源泉来自于广大民众，以移民方式重建地方，抓住了重建的核心主体。我们通过上文分析可知，来自湖广、陕西、甘肃、四川内地等省移民及汉、藏、羌、回等族民众成为了重建的主体，力量。茂州重建充分证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汲取这种历史养料。

　　茂州重建重塑了该区域人文生态格局。茂州重建是建立在明末清初社会破败基础上的，社会破败导致原本生活在这一区域的羌、汉等民族或逃或亡。大量汉族、回族等移民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区域的原有人文格局，形成了汉、羌、回等多民族共处的人文生态局面。这—格局对该区域影响深远，延续至今。

　　茂州重建营建了该区域民众的精神家园。五方之民、五族之众齐聚茂州。长期杂处交往，习俗渐染、风俗日近，数百年的融合交流使茂州成为各族民众共有物质家园，以此创造的地域文化成为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在这一共同重建美好家园的过程中，各族民众得出—种共识，就是只有民族团结才能创造幸福生活，只有呵护精神家园才能得到心灵皈依。我们应该提升总结这种民族精神家园建设的历史经验和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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