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末期，是中国当代社会转型期。随着经济领域改革的加快，民众的政治热情逐渐减退。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理性主义日渐退失，在小说叙事方面，表现为“宏大叙事”向“微小叙事”的转变。有关民族——国家的群体信念和历史想象，往往通过对家族、个体的历史描写得以展现，新历史小说正是这一变化的直接后果。这些小说对历史进行了大胆的反思与解构，揭开主流历史叙述的帷幕，以强烈的主体意识和个人经验为依托，复现“我”心中的历史。新历史小说家的这种思想观念，反映到创作中，就是创建一套有别于现实主义笼罩下的另一种历史叙事模式，对传统的历史叙事进行了拆解。在刘震云的一系列新历史小说中，作者潇洒从容地展开了自己独特的艺术想象，把历史从威严肃穆的正史的“神坛”上毫不留情地拖拽下来，剥下华丽的外衣，肆意为其打扮起来。充斥其小说的是众多的凡人琐事，表现的是无止境的卑琐欲望。刘震云以表面的反叛油滑表达着对历史和人性的独特思考，营造着他的文学世界。本文拟从刘震云独特的历史观及先锋的修辞手法两个方面，分析其新历史小说创作的先锋特质。

　　历史的虚拟化展现

　　克罗齐说过，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革命历史小说，如“三红一创”等，是作者在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要求下，力图真实地再现我军浴血奋战的革命历史，用文学作品证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与正确性。在这些作品中，叙述者均以正义之师胜利者的姿态反观战争，以英雄主义气概鄙视侵略者和压迫者，以现实主义的手法再现历史，凸显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强调了“一切历史皆是阶级斗争史”。

　　世纪之交的新历史小说，无论是创作观念还是审美表现都较以往发生了深刻的嬗变。它的书写是反传统的。新历史小说家们认为历史与文学是两种不同的存在，文学书写下的历史，是基于作家不同的个人体验，经过作家们的思想过滤和心灵折射的历史，带有鲜明的自我感知的烙印，是作家自我的历史。刘震云的一系列新历史小说创作便以高度的怀疑精神展示着他心中的历史真相，挖掘着被正史遮蔽的部分。发表于1990年的《故乡天下黄花》，其叙事模式是以两个家族的变迁来展现特定历史下民族的存在形式。马村的70年历史是一部争夺权力的斗争史。马村的历史舞台上，时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但历史的权力结构却丝毫未变，走马灯似的上场人物仿佛只是历史的权力图谱上的一颗棋子。孙老元和李老喜两个家族为争夺村长职位而相互谋杀，李家为夺回村长之位雇用枪手勒死村长孙殿元，孙老元指使干儿子许布袋暗杀李老喜以报杀子之仇，而后就是一轮又一轮的仇杀。在这里，人物的命运，历史的变迁，与传统叙事的阶级模式迥然相异，取而代之的是残酷原始的东方式权力斗争（家族斗争）。在刘震云看来，国人对权力的热衷与追逐，存在于历史的各个瞬间，《故乡天下黄花》的权力斗争模式就有了某种寓言化的含义，传统历史叙事的阶级斗争模式被彻底地颠覆与消解。

　　《温故一九四二》叙述了当年发生在河南的大灾荒，灾民的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统治者的饱食终日满不在乎，与传统历史印象相悖的是：来自美国和英国的两个记者成了灾民的救星；一批杀人如麻的日本侵略军在放粮赈灾……历史在刘震云的笔下似乎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而刘震云却以接近于纪实的冷静，以大量征引当时的报刊档案等史料的形式试图证明这段历史书写的真实性。通过这种冷静的虚构，原本清晰、完整、确定、沿着必然规律前进的历史变得偶然、错杂、支离破碎，完成了极具个性色彩的对历史的再现。作者自觉“放弃了那个‘真实’的历史，一意孤行地走进情感的历史，走进内心的历史。”显然，这种真实否定了现实主义的真实观。它是作者本人对生活中客观事物的印象、感觉和记忆有意味的虚构，是对现实主义文学真实观的颠覆与反抗。

　　先锋的修辞策略

　　刘震云对传统的彻底反叛更多地表现在他在历史叙事过程中选择的叙事手法。福柯认为：“叙事的历史是权力的操纵者和巩固者”。历史话语具有一定的谱系学，谱系学任务并不只是对历史的追忆，而是为了使历史享有延续至今的权利合法性，成为某种既英雄伟大又无比正义的事业。新中国成立后十七年的文学实践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革命叙事成规，即自己的谱系学。新历史小说家刘震云要批判否定这种正史的历史话语，必须选取与正史不同的叙事策略，即通过另一种历史话语来实现。例如通过“反讽”、“戏仿”、“虚拟”等叙事策略，颠覆了以往在革命叙事中占统治地位的宏大叙事模式。

　　反讽源于古希腊喜剧，后来演变为小说创作的重要修辞方式。卢卡奇在文学类型史的研究上，将小说视为“反讽本身的等价物”。刘震云的新历史小说处处充满反讽。他的反讽是对丑陋的人物事态采取曲折机智的抨击、揶揄与戏弄，正话反说，明褒暗贬，绵里藏针，不动声色。《故乡相处流传》中的“我”，是以文人/知识者的身份贯通古今而存在的。这里的文人/知识者不再是受人崇仰敬慕的文化英雄和帝师王佐之才，而是沦为无聊的小丑、不得意的娼妓、朝三暮四的投机者。“我”，一会儿当捏脚人，一会儿当刽子手；有时像顽童，有时像无赖，实为当今某一类文化人的绝妙画像，是对丧失了话语权而又怀有强烈的话语欲望的、患了失语症的当代文人尴尬处境的一次反讽式写照。

　　小说中几位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人物曹操、袁绍、朱元璋、西太后等，其人物名声地位的显赫伟大与其实际人格的龌龊下贱形成绝大反讽。曹操这位历史上伟大的诗人、政治家、军事家，竟是一个拾粪的出身；朱元璋，这位“举动撼山河，呼吸变霜露”的一代开国名主，原来只是一个癞和尚；威福齐天的西太后，竟然是剃头匠六指的恋人，从前的牧羊女柿饼脸姑娘！刘震云把罩在历史人物身上的矜持的外衣和虚假的光环统统剥落和消解，露出其很不光彩的一面，全无一点正经，而又别有深意存焉。

　　《故乡相处流传》对一维进化的历史观进行了有效解构。小说延续了刘震云对权力文化的批判，当然，这种批判仍然是以喜剧性的反讽和戏谑手法表现出来的。作品开头极具喜剧效果：“我”因为有幸亲自为曹丞相搓脚而具有强大的心理优势，“我”所怀有的强烈的骄傲感源于大众对权力的崇拜，具体地说，是对政治权威的脚气、臭水的崇拜。作者通过这种几近漫画般的描绘，展示了人们对权力的趋之若鹜以及在权力威压下的奴隶心态，也通过这种反讽式的叙述，让人们对宏大的历史叙事产生怀疑和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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