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风”在这里当是指李治临政合乎民心，顺应天命，因而出现的盛世征兆。

　　又如唐太宗的《文德皇后哀册文》（《全唐文》卷一百三十八《虞世南》）也使用了暗典。此文是对唐太宗长孙皇后（谥号文德皇后）离世的哀悼。文中有云：“烟触树而凝惨，露分枝而泫泣。闻哀雁之夕飞，听悲风之晓急……想渭水之贯都，叹黄山而隐雾。”

　　这组句子初看似乎是单纯写景，描述了文德皇后的灵柩适座昭陵的途中，太宗率众臣执柩俨驾，衔悲痛泣，行于郊外的情景。其中的“烟触树而凝惨，露分枝而泫泣。闻哀雁之夕飞，听悲风之晓急”，可谓颇具诗意，将悲哀的情感与凄凉的景致相结合，融情人景，情景交融。

　　实际上这组句子也使用了暗典。

　　文中的“叹黄山而隐雾”之句并不是对丧葬队伍经过黄山向北进发的实景描写。参考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可知，昭陵乃是陕西关中“唐十八陵”中规模最大的一座，位于陕西省礼泉县城东北22.5公里的九峻山上，在唐代长安的东北方向。安徽黄山则位于安徽省南部，地处歙县、黟县、太平县、休宁县之间，长安的东南方向，并非灵柩的途径之地。此处实际是暗用了“黄山指路”的民俗典故，典故称凡人于黄山得仙人点化可走出迷途，也指修行的人于此可达到神仙境界。

　　文章使用此典，是将长孙皇后（即文德皇后）的崩殂比作修行之人脱离尘世羁绊、终成正果，得升天界的好事。

　　文中的“想渭水之贯都”亦是使用暗典。根据谭其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唐代的“渭水”位于在陕西省中部，其源头乃在甘肃省渭源县西北部，向东南方向流经清水县，人陕西境内，横向贯穿渭河平原，东流至潼关，最后流入黄河。扶柩队伍乃是从长安出发前去昭陵，确实途经渭水。但此处并非单纯的写实，实际是使用了《诗经·邶风》中的典故：“泾以渭浊，浞浞其止。”

　　此句意思是文德皇后的灵柩再向东北行进，已经距离昭陵不远，她的遗骸即将入土归葬，从此要长眠于地下，与生人阴阳永隔，界限划清，就如同泾水与渭水般清浊分明。这句话饱含着唐太宗对文德皇后深沉的不舍与留恋之情，令人读之唏嘘不已。

　　以上两篇唐代诏敕在用典时，均将典故自然地融化在了文章的语言里，了无痕迹，即使不作为典故而单从字面上解释，也是意顺句通，可谓深得暗典之妙矣！

　　（三）翻典

　　翻典者，即为了产生意外的效果，故意将典故反其意用之。

　　唐代诏敕中使用翻典的例子，如令狐楚的《狄兼谟为拾遗制》。此文献虽然今已不传，但根据史书记载可以有所了解。

　　《旧唐书》卷一百五十八《武儒衡传》记载：“儒衡气岸高雅，论事有风彩，群邪恶之。尤为宰相令狐楚所忌。元和末年，垂将大用，楚畏其明俊，欲以计沮之，以离其宠。有狄兼谟者，梁公仁杰之后，时为襄阳从事。楚乃自草制词，召狄兼谟为拾遗，曰：‘朕听政余暇，躬览国书，知奸臣擅权之由，见母后窃位之事。我国家神器大宝，将遂传于他人。洪惟吴穹，降鉴储祉，诞生仁杰，保佑中宗。使绝维更张，明辟乃复。宜福胄胤，与国无穷。’及兼谟制出，儒衡泣诉于御前，言其祖平一在天后朝辞荣终老，当时不以为累。宪宗再三抚慰之。自是薄楚之为人。”

　　可见，令狐楚在草拟任命狄仁杰后人狄兼谟为拾遗的制书时，因为嫉妒武儒衡的才识风度，怕他受到唐宪宗重用，因此想设计除掉他。在《狄兼谟为拾遗制》中，令狐楚看似在正面褒扬狄仁杰在武周乱权时保佑唐室的旧事，实则是在反过来打击武儒衡的武氏家族出身。如果不借助《旧唐书·武儒衡传》中传达的令狐楚忌恨武儒衡并“欲以计沮之”的史实记载，便较难理解这篇诏敕中翻典的深意。

　　（四）多种用典形式兼用

　　唐代诏敕文中还有一些作品属于多种用典形式兼用。

　　如唐太宗李世民《置文馆学士教》中有云：“是以芳兰始被，深思冠盖之游；丹桂初丛，庶延髦俊之士。既而场苗盖寡，空留皎皎之姿；乔木从迁，终愧嘤嘤之友。”（《全唐文》卷四）

　　这组句子表面上是对景物的描写：春天到来时，芳草和幽兰茂盛生长，珍贵的丹桂日渐葱茏，这些香花幽草覆盖了原野，吸引了贵族仕宦、才智杰出之士纷纷前往，冠盖相接，欲一亲芳泽。不久场苗日渐稀少，只有美好的姿态还留在人的脑海里；乔木随之移走，大概也愧对终日陪伴其侧的鸟儿。

　　实际上，此组句子兼用了明典及暗典。

　　文中的明典有“芳兰”、“冠盖”、“丹桂”、“髦俊”、“场苗”、“乔木”，皆是一望即知其用典。

　　“芳兰”指芳香的兰花，常用来指道德高尚、节操坚贞的君子。《孔子家语》中有云：“芝兰生于深谷，不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修道立德。不为困穷而改节。”“冠盖”指仕宦，贵官。汉代班固的《西都赋》云：“冠盖如云，七相五公。”（《后汉书》卷七十上《班固传》）“丹桂”是一种香味很浓的珍贵灌木，因旧时以登科为“折桂”，因此“丹桂”常被用来比喻科举及第者。“髦俊”亦作“髦隽”，指才智杰出之士。《汉书·叙传下》云：“世宗晔晔，思弘祖业，畴咨熙载，髦俊并作。”“场苗”出自《诗经·小雅·白驹》：“皎皎白驹，食我场苗。”毛传：“宣王之末，不能用贤者，有乘白驹而去者。”郑玄笺：“愿此去者，乘其白驹而来，使食我场中之苗，我则绊之系之，以永今朝。爱之欲留之。”（《毛诗注疏》卷十八）后以之作为延揽贤才或思念贤者之典。“乔木”是一种主干直立、树冠广阔的观赏性植物，常被用来指代人品直正、可堪栋梁的贤士。

　　文中使用的暗典有“皎皎之姿”、“嘤嘤之友”。

　　“皎皎之姿”本意是指洁白、明亮等美好的样子。《诗经·小雅·白驹》云：“皎皎白驹，在彼空谷。”（《毛诗注疏》卷十八）《楚辞·远游》云：“时髣髴以遥见兮，精皎皎以往来。”《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云：“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曹植《蝉赋》云：“皎皎贞素，侔夷节兮。帝臣是戴，尚其洁兮。”这里用来比喻贤能的君子气质纯净、风度翩翩的样子。“嘤嘤之友”，“嘤嘤”是象声词，形容鸟叫或低而细微的声音。《诗经·小雅·伐木》中有云：“伐木丁丁，鸟鸣嘤嘤。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嘤其鸣矣，求其友声。相彼鸟矣，犹求友声。矧伊人矣，不求友声？”（《毛诗注疏》卷十六）东汉梁鸿《思友诗》云：“乌嘤嘤兮友之期”。（《后汉书》卷一百一十三《梁鸿传》）这里以“嘤嘤之友”比喻意气相投、志气相同的朋友。

　　这篇诏敕文做到了明典与暗典的合理搭配，恰当自然，各尽其妙。

　　二、用典的效果

　　唐代诏敕纯熟的用典艺术主要起到了以下三个效果：

　　（一）用典使得唐代诏敕文能够援古证今，从而更加言之有据，令人信服。

　　唐高祖李渊《改元大赦诏》（《全唐文》卷一）曰：“舜禹殊时，禅代存乎揖让；殷周异世，革命事乎干戈。至於据龙图，握凤纪，统御皇极，抚辑黎民，奄有四方，朝宗万国，垂法作训，其揆一焉。”李渊认为天地生民以来，政权的兴替皆有定数，明智者应顺天行事。禹、舜乃以禅让移交皇权，商汤、周武则用武力夺取政权，虽然方式不同，但最终都建立了功业。后世君主开国方式也不外乎这两种途径，只要顺应天时，便是合理的。结合此文后半部分的内容及武德起兵的史实可以获知，李渊借用此典的目的是要在天下人面前粉饰自己以隋朝旧臣身份“谋逆”起兵，逼迫旧主退位，夺取皇权的真相。从上古三代圣人那里找到的依据，使他的夺位变得合情合理。

　　（二）用典使得唐代诏敕能够据事类义，委婉暗示那些不能明言之事、不便直抒之情。

　　唐代的草诏者多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他们文章功底很深，善于运用各种写作技巧，最常见的，就是以典故来委婉暗示一些不能明言之事，不便直抒之情，以规避因直言而获罪的风险。

　　如晚唐的裴坦受命草拟贬温庭筠为九品吏的诏敕，此文可见于《东观奏记》卷下的记载：“敕：乡贡进士温庭筠，早随计吏，夙着雄名，徒负不羁之才，罕有适时之用。放骚人于湘浦，移贾谊于长沙。尚有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隋州隋县尉。”此文的“放骚人于湘浦，移贾谊于长沙”，乃是以屈原被流放湘浦、贾谊被流放长沙这些忠而见疏的典故类比温庭筠被贬谪。时人多认为温庭筠是因性格放荡不羁被贬，并不像屈、贾那样遭遇昏君、因才所累，所以认为裴坦此文是用典不当。但是，《东观奏记》卷下还记载了温庭筠“字飞卿，彦博之裔孙也。词赋诗篇冠绝一时，与李商隐齐名，时号温李。连举进士，竞不中第，至是谪为九品吏。进士纪唐天叹廷筠之冤，赠之诗曰‘凤凰诏下虽求命，鹦鹉才高却累身。’人多讽诵，上明主也。而廷筠反以才废。”可见当时确实还有一种普遍的认识，是温庭筠被贬乃是因才被累。另外，裴坦身为宰相，文学素养不可能低到分不清典故的褒贬义。因此，此文看似错用典故，实际上可能是他有意为之，目的是暗示自己对温庭筠才学的欣赏及被贬遭遇的同情。

　　（三）用典使得唐代诏敕文能够减少其冗词赘句，以微言传达出深意。

　　唐高宗李治《册张延师镇军大将军文》（《全唐文》卷十四）中，“有六奇之秘术，蕴三略之宏规。迈遐列於孙吴，掩芳声於栾却”之句，其中的“孙吴”是指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及吴起。孙武曾于吴楚之战中指挥吴国军队几乎将楚国灭掉，由他所著的《孙子兵法》十三篇被誉为“兵学圣法”。吴起则在战国末年历任鲁、魏、楚国军事将领，在政治、军事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被誉为“武圣”。“迈遐列於孙吴”即指张延师军事才能卓越。“栾却”出自《左传·晏婴论季世》，指春秋晋国栾、却、胥、原、狐、续、庆、伯八大贵族中的两家，“掩芳声於栾却”是指张延师乃出身高门望族的大家子弟。“迈遐列於孙吴，掩芳声於栾却”两句话虽然言辞简省，却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唐高宗对张延师高贵的出身以及卓越的军事才能的赞美。

　　（四）用典能够增加唐代诏敕的文章形式之美，使其语辞华丽，对仗严整，声律更和谐。

　　唐高宗李治《求贤诏》首句“殷宗迈德，化致升平，周王显仁，政称刑措”的典故，褒扬了唐高宗搜求贤才的明智之举，语言典丽文雅，四字骈句的词性对仗工整，平仄韵律协和，读之朗朗上口。

　　总之，唐代诏敕通过明典、暗典、翻典、多种用典形式兼用，完善了自身的文体形式，在说理方面能够援古证今，言之有据；在表达方面能够据事类义，委婉暗示；在言辞方面既减少了冗词赘句，又丰富了涵义；在艺术形式方面则更趋于精致华美。精湛的用典艺术极大地提升了唐代诏敕的文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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