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建立是落后制度对先进制度的胜利。蒙古族是一个马背上的民族，他们从事游牧生活，骁勇善战，性格直爽旷达、豪迈尚武，他们相继灭掉辽、金、宋，建立起统一的王朝。他们用武力辛辛苦苦打下江山，争取到了统治权力，但是他们在行使统治权时却不得不依靠汉族文人，甚至将拥有的职权拱手承让给他人。原因之一是在入主中原之后，政治管理方面他们并不改变自己那一套已经落后的统治管理方法；社会生活方面一如既往地坚持草原的生活方式；文化上，不懂得打江山与守江山的观念转换，仍坚持重武轻文的价值观念。如《拜月亭》中瑞兰的父亲王镇便公然嫌弃蒋世隆是一个“银鞍白面郎”，活活拆散二人，而想要把女儿许配给武状元陀满兴福，这可以看做当时蒙古人重武轻文的一个反映。原因之二则是漠视汉民族长期以来所形成的先进文化、法制制度等。这就使得蒙古人文化素质普遍较低，常常是“省城无一人通文墨者”[2]文化素质低下、不谙政事、不懂汉语，无法亲自批阅案卷、审理刑狱，而需要一大批汉族文人代他们行使职权，这就造成了一种统治者不懂、也不能统治的滑稽场面。元杂剧剧作家虽然地位卑下，但是在文化、制度上仍然怀有一种居高临下的自信感与优越感，他们在描写蒙古官员和汉族令史时，虽然是对元朝吏治黑暗的批判与揭露，但是也潜含了作为文化和制度优越者对当时统治者的蔑视与讽刺。

　　对于元朝统治者的讽刺，是剧作家的有意而为之；而剧本时代背景与剧本中作者的愿望间的反差所形成的讽刺，则是剧作家无意留下的自我反讽：剧中的文人往往功名与美女兼得，而现实中的文人却什么都得不到，而他们却“乐此不疲的大唱得不到的赞歌”。

　　三、文人的自我反讽

　　在儒家的观念中，人如果不能够赢得社会舆论的赞扬和政治权力的认可，便很难被认为实现了自己的价值。因此，他们努力介入社会和政治，尽力践行“学而优则仕”的要求。到宋朝时候，统治者大开科举之路，广泛招取人才，优待文人，即使武官职位也由文人担当。文人不仅地位高，而且俸禄亦很丰厚。而元朝却是一个“不读书有权，不识字有钱”的斯文扫地的社会。统治者尚武轻文，中断科举取士制度八十一年，即使后期恢复科举，由于种种原因所取的汉族文人也微乎其微，朱经的《青楼集序》中说：“科举取士，止是万分之一耳，殆不过粉饰太平之具。世犹曰无益，直可废业。”[3]同时还实行民族歧视政策，文人的地位由宋朝的四民之首降至娼丐之间。元朝社会是文人的一个噩梦。他们不仅因为科举的中断而政治前途渺茫，而且不得不面临职业生活的重新规划，以此来解决经济上的困顿。可以说，元朝文人面临着物质和信仰上的双重危机。然而他们却将这些危机消弭于杂剧中，在杂剧中继续构筑着辉煌的梦想。

　　元代文人对自己的处境有一定的认识，知道文人通过读书而实现自己功名理想的艰难，《须贾大夫谇范叔》中写范睢困厄时说道：“自古书生多薄命，端的可便成事的少，你看几人平步蹑青云。便读得十年书也只受的十年暴，便晓得十分事也坻不得十分饱。”[1]1202而且现实中文人能够实现功名的也很少，于是他们便将对功名的热望转入戏剧之中。如在《冻苏秦》中，首先通过苏秦的父亲介绍苏秦的功名的追求：“那苏秦孩儿不肯做庄农人家生活，逐朝每日，则是要读书写字。”接着又由苏秦自己申明：“学成满腹文章，争奈功名未遂。如今七国纷争，正当招贤之际，小生待要进去功名去。”[1]432虽然历经挫折，但终究功臣名就。《荐福碑》里首先描写的就是已经取得功名富贵的范仲淹：“龙楼凤阁九重城，新筑沙堤宰相行。我贵我荣君莫羡，十年前是一书生。”[1]577对他的描写是为描写张镐进取功名的曲折做铺垫，二人互为对方的形象补充：如今的张镐就是十年前的范仲淹，如今的范仲淹即是今后的张镐。苏秦与张镐对功名的追求可以看做是元朝文人心中对功名热望的反映，所不同的是，苏秦与张镐虽历经曲折，但终究能如愿以偿，而元朝文人即使费尽周折，却不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便是元朝文人在事业上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失衡。

　　元杂剧中男女主人公往往能够冲破重重阻碍，最终结为伴侣。如在《西厢记》中，张君瑞凭借风流倜傥的外表和满腹才华赢得莺莺的芳心，他们克服封建礼教的束缚，冲破老夫人设置的重重阻碍，终于有情人终成眷属。《破窑记》中女主角任凭绣球做主，跨越门第观念，死心塌地的跟着穷秀才吕蒙正。吕蒙正最终衣锦而归，二人苦尽甘来。此类故事还有贾仲明的《玉梳记》，关汉卿的《金线池》，马致远的《青衫泪》，等等。无论是哪一种剧情，无不体现了元朝文人的爱情婚姻理想。现实中，他们不仅无法获取功名，也没有足够的金钱与商人、鸨母斗，剧中的功名与美人兼收的情况更是微乎其微。这就是元朝文人婚姻爱情上现实与理想的矛盾。

　　元杂剧剧作家将现实中无法得到的功名、美人移植入元杂剧中，让剧中主人公代其实现愿望，本是为自己寻求一种精神安慰。然而值得人思考的是：他们在现实中努力在为自己的生存寻求出路，小心地规划着自己的职业，如关汉卿便能业余编剧、演剧以维持生计，而在剧中他们仍然将自己的职业局限于传统的观念之中，仍然执着于遥不可及的理想，此时便显得滑稽可笑。正如葛兆光先生所说：“当整个世界都意识到了争取生存的实际意味的时候，就连想象和幻想都会改变，人们的思路，就渐渐从天上掉到地下，进入最为实际的思想”[4]432，元朝文人的处境已经由天上掉到地下了，而他们的思想仍悬于空中。的确，他们什么都想得到而在现实中却什么都得不到的境遇值得人们同情，但是他们在大唱得不到的赞歌时，或许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赞歌与现实的差距在无形中形成了文人对自己的反讽。

　　参考文献：

　　[1]臧晋叔.元曲选[M].北京：中华书局，1958.

　　[2]宋濂.元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6：4036.

　　[3]朱经.青楼集序[M].中国戏曲研究院.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15.

　　[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中）[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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