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演绎不能与第二版中的“自上而下”相提并论。正如亨利希所说，尽管主观演绎也提供“自上而下”要提供的、关于范畴与感性相关联的可能性解释，但这种研究所包含的内容远远不止于此，它试图说明的是知识的全部官能。[7]他的这一基本判断是对的，两版演绎不能以主—客来简单划分。因为真正说来，根本没有一种仿佛可以独立出来的主观演绎，只有对客观演绎有所助益的主观方面。甚至就连三重综合都很难把它看做是一个“主观演绎”，它固然讨论经验的主观来源，但这种讨论只是作为进入客观演绎的“准备”。如果直接把三重综合部分理解为主观演绎，把系统部分理解为客观演绎，不但难以看清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的联系，而且还容易忽略准备部分和系统部分本身所固有的那种循序渐进的内在关系。这种关系并不就等同于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关系。准备部分之为“准备”，正是逐步逐步向系统部分过渡的。这体现在“范畴”概念在三重综合以后的逐步挑明。

　　三

　　第一版的整个任务，与其说是由主观演绎和客观演绎所构成的，毋宁说是由系统部分之中两条道路所构成的，而准备部分只是为它提供细节和铺垫的。因为两条道路符合于14节提出来的两个步骤，它们才真正是属于是范畴客观有效性演绎这一目标的。那么，两版演绎的目标和达成这一目标的方式就是基本相同的了。这也符合康德说的：“就命题自身及其证明根据、此外就形式和计划的完整性而言，我没有发现要修改的地方。”[8]把它们的基本结构对照起来理解也便于我们澄清对第一版自身的含糊性。这种含糊性是由于康德首先在序言中划分主客方面，又在演绎的导入部分暗示论证的两个步骤，同时又临时插入一个划分准备部分和系统部分的提醒，三种划分交织在一起，就导致这两个步骤在整个第一版演绎中被埋没了。同时，这一被埋没反过来又使得主—客和准备—系统各自的确切任务难以得到恰当的理解。所以在把握第一版演绎的中心结构时，我们更应该从康德的主要目标着眼，牢牢抓住跟随论证的主线而来的两个步骤的划分。从这个角度来说，康德在第二版中的确找到了论证的捷径——至少是通过删掉了那两种纠缠不清的划分、仅保留两个步骤的划分来使论证更加清晰。因此：“思维的主观条件如何应当具有客观有效性”这个主要意图，对于两版演绎来说都是达成了的。由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划分带来的含糊性，不应该成为理解该意图的障碍。

　　注释：

　　[1]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李秋零译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7页。

　　[2]参见NathanBauer：Kant’sSubjectiveDeduction，BritishJournalfortheHistoryofPhilosophy.Publischedonline：10Jun2010.

　　[3]康德，《批判》，139页注。

　　[4]康德，《批判》，140页。

　　[5]杨祖陶，康德范畴先验演绎构成初探，武汉大学学报，1983年，6月

　　[6]如NathanBauer所揭示的，更好的说法是adeductionofthesubject，而非subjectivededuction，参见NathanBauer：Kant’sSubjectiveDeduction，BritishJournalfortheHistoryofPhilosophy.Publischedonline：10Jun2010.

　　[7]DieterHenrich：TheProof-structureofKant’sTranscendentalDeduction.

　　[8]康德，《批判》，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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