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如果从源头上来说，文艺复兴以来的纵欲主义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影响社会的主流思潮。“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彼特拉克的这种说法在当时虽然有他的合理性（有利于人们从神学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但是由此走向对欲望满足合理性的鼓吹就过于偏颇了。文艺复兴时期另一位思想家蒙台涅也这样说，虽然我们承认人是生活在社会中的。但是当我们与他人交往时却必须牢牢记住：“只有自己才是目的，他人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但丁甚至说：“谁为了自己的目的而不是为了别人的目的而生存，谁就是自由的。”正是在这种理论影响下，人们很快接受了宣扬纵欲合理的人道主义（并一直影响至今）。于此，近代哲学家马里旦有着清醒的认识，“现代西方文化的特点是‘以人为中心的人道主义’，这种人道主义已将人类带到了‘文明的黄昏时分’”。

　　正如休谟所认为的那样，理性往往是软弱的，在这种以欲望满足为人生最高价值的社会氛围中，理性显然成了达到目的的最有力工具：对欲望的过度追求不仅直接促使了“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产生和盛行，而且更进一步加剧了理性的“短视”特征。在这种思潮影响下，人们不考虑他人，也不考虑后代，只考虑当前的欲望满足：向大自然拼命索取导致了生态危机和环境恶化，把他人当作利用工具导致了社会冲突和不和谐。因此，即便我们反思到了理性的短视，但是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人们以追逐利益为最高目的的生活方式，那么低碳经济也很难持久地实行下去。所以从根本上来说，我们不应当只在科学技术层面上关注低碳经济的实行，而要将其作为基点或契机，转变当前错误的人类生活方式，从而确立一种全新的生态文明。

　　从我国的实际状况来说，虽然低碳之路已经启程，但对于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加快推进，能源需求快速增长阶段的中国而言，发展低碳经济仍是一个巨大的挑战。首先，经济发展、消除贫困、保障民生的任务非常艰巨，我国到目前为止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处在绝对贫困或最低生活保障水平的状况中。其次，由于中国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低碳能源资源的选择有限，也就决定了发展低碳经济的进程将会是曲折和艰难的。更重要的是人们对“低碳经济’’的认识远远达不到一个要转变生活方式甚至人生价值观的高度，一些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老总甚至坦言：“如果要我们治理污染。那我们怎么赚钱？”

　　因此，要想实现低碳经济的转型，我们一方面要提高对自然规律的认识能力，在可见的未来去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要从根本上转变人们的人生价值观进而转变其生活方式。人生的价值绝对不是体现在自我欲望的满足上，而应当体现在为社会和谐、生态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上。这也就是意味着，我们要建立一个高度文明的伦理型社会，不仅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而且更要实现思想观念上的转型，这才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与底蕴。

　　三、伦理：持续发展的底蕴

　　“低碳经济”产生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如何保持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我们已经探讨了人类“理性”是有限度的，我们难以一劳永逸地找到解决生态危机的办法；我们也谈到了要克制人类自身贪得无厌的“欲望”，而这一切最终的落脚点应当是构建一种全新的“伦理”道德观念，即我们应当在敬畏自然的基础上达到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于此，当代西方流行的“生态中心主义”对我们有相当有益的启示。

　　概而言之，“生态中心主义”认为一切以人类为中心的学说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罪恶之源，因而主张建立一个以自然生态为尺度的伦理价值体系和社会发展体系。

　　“生态中心主义”大致有三种主要的主张：以辛格、雷根为代表的“动物解放权利论”，以施韦策、泰勒为代表的“生物中心论”以及以利奥波德、纳斯、罗尔斯顿为代表的“生态中心论”。动物解放权利论者认为，应把人类平等所依据的伦理原则推行到动物身上，同等地关心每一个存在物的利益，同等地尊重他们的天赋价值。生物中心论者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观，并在此基础上强调“尊重自然”就是尊重作为一个共同整体的“生物共同体”，尊重“生物共同体”就是承认构成共同体的每个动植物具有与生俱来的某种“内在的价值”和权利。生态中心论者认为必须把道德对象的范围扩展至整个生态系统（包括动植物乃至山川、大地等）。他们试图通过确立生态系统本身具有的某种“客观的”价值，使人们得以超越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思想，能够平等地尊重大自然及其一切存在物，“自然的内在价值是指某些自然情景中的固有的价值，不需要以人类作为对照。潜鸟不管有没有人在听它，都应继续啼叫下去”。由此将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和爱护扩展到了整个生态系统。

　　显然，在“生态中心主义”的理念下，人类不应当仅仅把自然（包括作为生物链环节的动植物）当作是满足欲望的工具，而应当作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如果人类只看重眼前的物质财富而忽略了生态财富，不考虑到后代人的生态利益，那么后果将是对自然以及人类自身持续性发展的巨大破坏。客观地说，“生态中心主义”也并不是完美无缺。比如它赋予了一切自然物以“价值主体”的地步，这显然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只有具有理性的人才是唯一的价值主体，一切自然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人类赋予了其价值的缘故。但是，“生态中心主义”可以有效地克服人类自身的妄自尊大、短视和急功近利的思想，而且，对于基于理性的科学技术而言，“生态中心主义”并不否定科学技术，并不要求人类放弃科学技术而回到原始的蛮荒时代，而只要求科学技术对自然保持一份敬畏和谦逊。作为实现生态文明工具的科学技术而言。它必须服从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伦理精神。而且，这种对自然的敬畏和谦逊既不同于原始社会中人们因无知而对自然的恐惧，也不同于中世纪人们对上帝的敬爱，而是基于对科学理性认识限度的正确认识和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理解：人生的目的是追求真理，追求道德精神境界的提升，而不是将自然界竭泽而渔以达到自身欲望的满足；自然界不仅仅是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更是人类实现自我而创造的价值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伦理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底蕴。

　　对于我国来说，近年来一直在科技和政策的层面鼓励“低碳经济”的实施，譬如在清醒地认识到了经济发展速度的不断提高是以自然资源的大量浪费和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为代价之后，大力宣扬和推行节能环保措施；针对我国多煤少油的能源状况，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设立清洁发展机制基金（政府基金）和中国绿色碳基金（民间基金）等机构，鼓励低碳技术的大力研发：不再片面追求CDP的高速增长，转而理性地研究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力图控制煤炭消费总量的过快增长。抑制不合理消费，实现碳减排和提高非化石能源比重，从而切实推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过从根本上来说，这些具体措施的实行最终依赖的是追求欲望满足的人。因此，单纯的科技发展还不够，还必须构建较为完备的生态伦理社会，引导人们从追求物质欲望满足的低层次向高层次的精神（伦理）追求转变。

　　“万物在变化，什么被什么所变，又变成什么。被什么所变，被最初运动者；什么在变，质料；变成什么，形式。”毕竟，虽然人是一个质料性肉体（欲望产生的根源）和一个形式性精神构成的实体性结合物，但是“精神”才是人的本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低碳经济”在本体论上意味着重新将人的精神（伦理）追求树立为人生价值所在，在满足人类自身物质需求的同时，通过人们观念的转变和科学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来建立“生态伦理社会”，以实现保护生存环境、合理利用及改造自然的目的，并最终达到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共存及人类社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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