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意识形态概念经历了从贬义到中性含义的演变，这也推动着意识形态观的视角生发从批判到建设的变化。这是时代和实践推动的结果，也是理论自身内在发展逻辑所致。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嬗变史对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在于：必须将理论置于现实之中，深刻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成的现实逻辑；必须通过借鉴与批判把握构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体系的理论逻辑：必须通过自觉与灌输并进推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运行机制的完善。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嬗变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4）02-0076-05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几经演变，也导致了意识形态观的嬗变。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嬗变历史的考察，有助于我们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品质，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不断增强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科学性和实效性。

　　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嬗变线索

　　纵观从马恩到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嬗变史，从贬义到中性含义、从批判到建设是其基本线索。

　　1.马恩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法国哲学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在1796年提出来的，其法文为idéologie，意思是“关于思想或观念的学说”，这种思想和观念被认为是以对外部世界的感性知觉为来源。特拉西等倡导的自由主义运动反对拿破仑所建立的皇权制度，拿破仑蔑视自己的这些敌人，称他们为脱离生活的空想家、幻想家。至此，idéotogue这个词就有了“空想家”的意思，idéologie也开始有了一种贬义，即“空论”。“意识形态”术语的贬义解释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普遍为人们所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不例外。马恩的意识形态理论本质上就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

　　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首创了德文单词“Ideologie”，直译为“意识形态”，文中在批评伊壁鸠鲁的天体论时说到：“我们的生活需要的不是意识形态和空洞的假设，而是我们要能够过恬静的生活。”将意识形态与空洞的假设相提并论，彰显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1842-1843年，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期间还将制造空论的人称作“Ideologen”，即“玄想家”或者说“意识形态家”：“我们且不要操之过急，让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实际状况，而不要成为玄想家。”

　　1843年，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批判黑格尔思辨的政治哲学把“应当成为出发点的东西变成了神秘的结果，而应当成为合乎理性的结果的东西却成了神秘的出发点”，而现代德国哲学对其的批判则“完全拘泥于所批判的材料，以致对批判的方法采取完全非批判的态度”。马克思认为，思辨方法和观念材料本身有着内在的关联，批判家们要想超越黑格尔哲学，就必须摒弃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方法论基础。他还指出：“对思辨的法哲学的批判既然是对德国迄今为止政治意识形式的坚决反抗，它就不会面对自己本身，而会面向只有用一个办法即实践才能解决的那些课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意识形态一词，但彰显了对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观念”学说的批判，并指出了批判性分析各种思想观念的致思方向和基本原则，即从现实出发，在实践中检验其真理性，这就将人类如何摆脱意识形态的遮蔽从一个理论问题变为了实践问题。

　　马恩最为集中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著作是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文中有一段关于意识形态的经典比喻，当人们处在全部意识形态中的时候，“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成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意指社会现实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取决于一定的社会存在，具有实在的、客观的内容，虽然这种内容被以歪曲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马恩第一次明确地将意识形态范畴置于唯物主义领域。针对鲍威尔等现代德国哲学家认为概念的东西统治着世界，并且幻想以“哲学斗争”解决现实的矛盾和冲突，马恩指正道：“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以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

　　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以揭露“商品拜物教”的秘密为切入口，从早期哲学的意识形态批判最终转向政治经济学的意识形态批判，并着力批判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认为其有以下特征：标榜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永恒不变和绝对完善的：以所谓等价交换的物的关系掩盖人与人的关系、掩盖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事实；借助于国家这种“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将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视为整个社会共同的、普遍的利益；将资产阶级宣扬的理念与意识当作统治着世界的永恒真理和终极正义。

　　巴黎公社失败之后，马恩意识到工人运动对体系化的科学理论的渴求。1876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等著作中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体系化的尝试：“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成对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而这一阐述包括了相当多的领域。”至此，建立科学系统的社会主义学说，以跳出历史“轮回”、超越意识形态，就成为马恩理论工作的主要取向。在构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过程中，经济基础与思想意识的关系开始辩证和系统化，一方面，“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另一方面，“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生存方式起作用，然而是第二性的作用”。其中，虚假意识形态是社会发展的障碍，而体系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有着类意识形态的作用——也具有对社会的反作用，但不同的是它来源于实践，是用来批判现实的，对社会发展有积极作用。将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对比论述，就为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消解意识形态的否定意义埋下了伏笔。

　　2.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对意识形态否定性的消解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进入垄断时期，世界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第二国际的思想家们在意识形态斗争的观点与策略上也产生了分歧，普列汉诺夫、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梅林等马克思主义者坚持秉承唯物主义方法论，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等错误思潮展开了激烈斗争。其中，被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的普列汉诺夫的意识形态理论最具代表性。

　　普列汉诺夫在1907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中提出，社会由生产力、经济关系、社会政治制度、社会心理、意识形态五大要素组成，其中前面一项决定后面一项，后者是前者的反映。这就是其著名的社会结构“一元论公式”。在此，普列汉诺夫在承认现实文明社会的合理存在的前提下，将意识形态视为一般社会结构中的一项重要因素。这种语境下的意识形态显然已没有了否定、消极的含义，而是带上了中性色彩。

　　在此基础上，普列汉诺夫还消解了马恩时代科学与意识形态的对立，认为科学与哲学、宗教、艺术、道德等都是意识形态。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他还提出意识形态有低级的意识形态和高级的意识形态之分，法律就是“低级的意识形态”，科学、哲学、艺术等则属于“高级的意识形态”。与此相应，他认为存在三个平行的意识形态领域，即“社会思想的领域”、“自然科学的领域”和“艺术领域”。尽管将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笼统地归为意识形态的看法显然是有一定缺陷的，但是，这也意味着意识形态与科学可以统一起来，这就为后来列宁明确提出“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奠定了基础。普列汉诺夫还赋予意识形态以中性的功能，认为有保守的政治意识形态和进步的政治意识形态之分，前者阻碍社会历史发展，后者促进社会历史发展：“它们或者促进这个生活的发展，或者阻碍它。”此外，在《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中他还有过“在特定的经济基础上命定地建筑着适合于它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的表述。这一首创的“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后来成为标准的、被马克思主义者普遍使用的概念。

　　3.列宁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观

　　在革命生涯的早期，列宁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是以与各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论战的形式彰显，批判色彩浓厚。伴随着革命的推进，特别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列宁关于意识形态的具体思考发生了变化，不仅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一非批判性而是建设性的概念，而且在此基础上确立了较为系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由此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

　　在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列宁首创了“科学的意识形态”的概念：“任何思想体系都是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可是，任何科学的思想体系（例如不同于宗教的思想体系）和客观真理、绝对自然相符合，这是无条件的。”“科学的意识形态”这一概念的提出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原有的裂缝。列宁还首创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概念。他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的时代，“问题只能是这样：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的（……在为阶级矛盾所分裂的社会中，任何时候也不可能有非阶级的或超阶级的思想体系）”。

　　在思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方法的过程中，列宁明确提出了“灌输论”思想。1902年，列宁发表《怎么办？》一书，开始系统地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灌输理论。列宁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则是保障我们获得胜利的唯一基础”，但“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在工联主义意识指导下，工人阶级沉迷于改善一时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的经济斗争，对自己的历史使命缺乏足够清晰的认识，也无法最终改变自己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使自己获得真正的解放。因此，

　　“阶级政治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给工人，即只能从经济斗争外面，从工人同厂主的关系范围外面灌输给工人”。列宁还分析了灌输的可行性：

　　“社会主义理论比其他一切理论都更深刻更正确地指明了工人阶级受苦的原因，因此工人也就很容易领会这个理论，只要这个理论本身不屈服于自发性，只要这个理论使自发性受它的支配。”当然，这种“灌输”不是强制灌输。列宁曾明确反对“简单生硬地把政治灌输给尚未准备好接受政治的正在成长的年青一代”。他强调，这种灌输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内容、以启发与引导为方法特征、以促进工人阶级阶级自觉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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