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还是首位系统阐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认识到，一方面由于俄国的落后，另一方面也由于无产阶级还从未有过独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经验，所以苏维埃政权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在汲取资产阶级所创造的以及人类其它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

　　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嬗变逻辑

　　1.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嬗变的外在逻辑

　　马恩在创立唯物史观的同时，也确立了解决理论之谜、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基本途径和原则，即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嬗变是这一原则体现和运用的结果。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阶段，工业革命在极大促进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同时，也导致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与斗争日益尖锐。而且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社会变革，也使得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各种错误思潮也在不断干扰共产主义运动。从政治实践的角度看，批评、论战、肃清各种错误思想在当时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有害影响，成为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马恩早期致力于对旧有意识形态、特别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就是顺应了这种时代背景和实践的需要。

　　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主动进行了调整，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并没有立即到来。在这种背景下，巴黎公社作为19世纪30年代以来国际工人运动的最高峰，最终以失败告终。其失败的主观原因在于缺乏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坚强领导、缺乏明确的指导思想；在客观上则表明以社会主义制度取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条件远未成熟。在现实面前，马恩意识到，必须更多地着力于与虚假意识形态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由此在论述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积极反作用的过程中，悄悄打开了意识形态和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暗门。

　　19世纪末20世纪初，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过渡。垄断资产阶级为促进自身利益的发展，开始改变对无产阶级的斗争策略。他们通过劳工立法改善工人劳动条件，提高工人工资福利水平：通过扩大资产阶级民主，改善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导致工人运动方式也改为以合法的议会斗争为主。在这种资本主义新变化面前，机会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想泛滥，并日益偏离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方向，其中不乏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及现实意义的怀疑、责难和攻击。第二国际内部也出现了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修正主义思潮，普列汉诺夫等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者的意识形态学说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中产生的。

　　而在20世纪初。十月革命的胜利证明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并没有完全按照马恩推导出来的路线图去发展，列宁紧密结合新的时代主题、结合落后俄国的具体国情。建立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特别是伴随着十月革命后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的建立，列宁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转变为以国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从而使意识形态研究的视角发生了从批判到建设的转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进入到一个崭新阶段。

　　2.斗争与融合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嬗变的内在逻辑

　　意识形态一旦产生，就会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逻辑：具备独立的外观，有可能超前或落后于社会存在；批判与继承、斗争与融合是其自身内在演变的主要逻辑。

　　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与发展，始终处在与错误思想的斗争之中，同时又继承了人类文明史上珍贵的精神遗产。黑格尔哲学是马恩在意识形态思想形成过程中面临的最为主要的哲学遗产。如前所述，马恩淋漓尽致地批判了黑格尔法哲学的唯心主义内核，认为其是“用头立地的哲学”，但也汲取了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精髓，这在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等诸多理论中都有具体体现。作为近代思想传统的继承者，马克思也受到德国古典哲学发展最后阶段的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早年还曾经多次参加他们的活动。青年黑格尔派以自我意识、类等为研究主题，其强调的宗教批判、政治批判，都对日后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产生过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是，青年黑格尔派只热衷于抽象的思想批判，马克思则认为仅有思想领域内的批判是不够的，应该在实际的物质生活过程中、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去判断、把握各种思想观念的正误。此外，马恩对从青年黑格尔派中分化出来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也进行了批判的吸收，使哲学“重新用脚立地”，创立了其辩证的唯物史观，也明白地表达了关于意识形态的基本主张。

　　而在第二国际理论家那里，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在争论中也有所发展。当时泛滥的新康德主义是在古典唯心主义浪潮消退后出现的反对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思潮，他们认为经济、思想、法律、政治、道德等是历史过程中各自独立、等价的本原，它们之间只有相互作用，而不存在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伯恩施坦则指责马克思过分强调历史上技术和经济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思想的作用，使人成为客观经济法则的盲目崇拜者、消极旁观者。在马克思主义与科学、意识形态的关系问题上，伯恩施坦呈现出典型的折衷主义，他一方面承认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的科学性，另一方面又指出作为关涉到人类未来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必然存在着空想的成分，并企图用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去验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在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等思潮的批评和反驳中，卢森堡、李卜克内西、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行了继承和新的发展完善。

　　十月革命的胜利，本身就显示了作为先进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并一定程度地表明了意识形态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在普列汉诺夫意识形态观的基础上，列宁通过“科学的意识形态”概念更为明确地消解了科学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绝对对立，弥合了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之间原有的裂缝。同时，列宁意识形态思想也是同形形色色的假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批判、斗争的结果。1899年，列宁在流放地完成《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对俄国本土民粹派的错误理论进行了彻底清算。他还最先使用“修正主义”一词评价伯恩施坦的理论，并针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者鼓吹“回到康德去”，着重对新康德主义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批判。在《怎么办？》一书中，列宁针对当时俄国的经济派轻视社会主义意识，否认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的错误认识进行了批判，指出其错误的根源主要在于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有将工人运动引向歧途的危险。此外，列宁还批判了“合法马克思主义”者的自由资产阶级观点，指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党性和科学性的统一：也展开了反对孟什维主义的庸俗唯物主义、反对马赫主义和反对考茨基主义等的斗争；还有力批驳了以波格丹诺夫等人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提出的无产阶级应当抛弃一切以往文化、创造出自己独特的无产阶级文化的主张。

　　三、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嬗变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

　　1.理论与实际结合，深刻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成的现实逻辑

　　遵循前述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处理意识形态问题的致思理路和基本原则，要搞好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首先要置身于社会主义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实践，深刻、具体把握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生成的现实逻辑。从国内来说，当前中国处在经济社会深度转型、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多元成分并存的经济结构以及网络化传媒手段的存在，在引发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和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的同时，也使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和多样性日益增强，导致中国社会传统的价值观遭遇到巨大的困境和挑战，正逐渐失去其应有的影响力，也给价值主体带来冲突、困惑与迷失。在巨大的心理冲突与矛盾面前，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很容易产生整合利益关系、重塑核心价值观、寻求精神宁静和谐的内在诉求，从而在上层建筑层而提出了构建适应新的国情、党情、民情的，具有一定战略性的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从国际上说，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多极化也带来了各种思想文化的交融与碰撞，同时，文化作为一种软实力也越来越成为国际竞争中衡量一园综合国力的重要尺度，如何处理国际间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冲突，并树立长远的战略意识从而占据国际竞争的制高点。成为当代中国面临的时代话题、现实话题。

　　适应上述需要。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它包括了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信念、以爱国主义为内核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四项内容。中共十七大则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十八大更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立足于今天的实际，不断寻求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结果，体现了当代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和文化价值层面的重大战略创新。

　　2.借鉴与批判交融。深刻领会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的理论逻辑

　　在当今中国，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尤为激烈。“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泛化论”和“意识形态模糊论”是威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典型错误思潮，必须坚决肃清其影响。“意识形态终结论”与“意识形态泛化论”都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带来的。以弗朗西斯·福山、丹尼尔·贝尔等为代表的“意识形态终结论”认为科学技术没有阶级性，在价值上也是中立的，这种中立观念会逐渐淡化意识形态的对立，最终导致意识形态的终结，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复存在。苏东剧变后，意识形态冲突的“终结论”更是甚嚣尘上。事实上，马恩也曾经提过“超越意识形态”，但这里的意识形态指虚假意识形态，作为阶级利益反映的意识形态终结的前提只能是阶级和国家的消亡。具有后现代主义色彩的“意识形态泛化论”的理论基础是德国哈贝马斯、法兰克福学派所倡导的“科技既是生产力，又是意识形态，因而具有双重功能”的观点。这种理论把人类的一切精神活动及其成果都当作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意识形态”概念的泛化。上述两种理论都抹煞了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以终极的普遍观念面貌出现的“虚假的意识”，是从属于一定利益集团而又隐蔽其真实性质，否认其局限性的“政治神话”，也因此成为现代迷信、偏见的根源。此外，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排他性与包容性、先进性和大众化、集团性话语与个体性话语、理性认知和情感认同等多重矛盾的存在也导致了“意识形态模糊论”的出现，这种观点介于“意识形态终结论”与“意识形态泛化论”之间，它回避在意识形态层面被别人定性与自我定性，混淆国家意识形态、政党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形态，混淆主流意识形态与非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当代思想领域造成了不少的困扰。

　　为了与包括上述思潮在内的各种错误和腐朽思想进行坚决斗争，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注重树立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同时反对对马克思主义僵化的、教条式的、封闭式的理解。必须树立世界眼光，保持开放的心态，善于吸收、借鉴古今中外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唯其如此，才能不断提高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影响力、战斗力、凝聚力。

　　3.自觉与灌输并进，不断推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运行机制的完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种大众化的价值观念，是融入百姓、融入生活的，为此，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运行的过程中，必须唤起社会全体成员的文化觉醒和自信。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文化觉醒，就是指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要在文化层面意识到我们正面临着的困境、挑战和机遇，并因此自觉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般而论，文化的觉醒、自觉是社会成员精神深处的本源性诉求，但是，在内，由于改革所导致的市场经济的价值取向和利益博弈的多样化冲击着经典意识形态、对其产生着某些异质性影响；在外，国外文化产品压境、西方敌对势力利用话语霸权对我国意识形态进行文化渗透和“颜色革命”，逐步侵蚀人们的“意志功能”，力图消弭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和执政党指导思想的认同。因此，社会大众的文化自觉程度还比较低，整个中国社会的文化觉醒过程可能还比较漫长。鉴于此，列宁“灌输论”的本质内容对我们依然适用。通过政治制度的刚性规约作用，自上而下逐级进行灌输，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逐渐渗入组织和个人的精神世界是当下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的相对可行的途径。这种灌输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讲解、传播、典型示范。激发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觉认同，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演变成为国家、民族和个人精神的自觉建构，并使其有效地践行下去，从而树立起整个国家、民族的文化自信心。当然，为此，就必须特别注意有效解决社会转型过程中规范缺失、规范冲突等实践操作上的难题。

　　价值生成于实践并最终回归于实践。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观的嬗变史一再表明，意识形态问题的解决途径不能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只有从实践着眼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实践指向性。实践的发生和证实是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终极性诉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运行效果最终取决于、验证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实际变化。为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各阶层产生影响力的逻辑进路是：坚持以人为本，切实关注民生，更有效地推进中国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改革，并使人民真正享受到改革的成果，培育起公平、正义、自由、民主、和谐、积极的社会氛围，从而进一步增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感染力。在当前的实际工作中，特别需要我们妥善、科学地解决改革开放与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与问题，维护人民群众的各项实际利益，妥善协调好涉及人民福祉的各种关系。只有如此，才能最终唤起人们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认同和自觉遵守，并使其真正成为人们的精神家园，从而逐步形成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风貌和精神气质。当然，文化的觉醒、制度的规约、现实的生发这三个维度并无先后顺序之分，它们应该协同作用，才能有效推进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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