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百年前，在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清政府被动开启了宪政改革。而清末地方自治思潮，作为其过程的一部分，其萌生与变迁的轨迹就是这一过程极好的写照。汪太贤先生所著的《从治民到民治》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专著，他在书中详细论证了从“治民”到“民治”的过程，从这论证过程中亦可以窥见先生心中的“民”。

　　关键词 清末地方自治 治民民治 宪政

　　作者简介：刘波，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法与行政法。

　　中图分类号：D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2-005-02

　　一百多年前，列强的大炮打开了国门，中华民族到了亡国灭种的时刻。面对危难时局，不管是晚晴政府，还是当时之学人、社会最低层之民众，都作出了各种挽救危亡的尝试：从模仿列强船坚炮利的“器物层次”，到意识到危亡之根本所在——清政府落后的封建专制主义。而清末地方自治思潮，作为清末宪政的过程的一部分，其萌生与变迁的轨迹就是这一过程极好的写照。

　　汪太贤先生从清末纷乱的时局中，从各派救亡人士的努力中洞见、透析和论证了那个时代的灵魂所在：“治民”到“民治”——对传统“民本”思想中“民”的解构和对西方“民权”“民治”等民主思想中“民”的重塑。作为客体的“民”向主体的“民”的转变，只这一转变足以惊天地，是几千年封建社会以来的最强音。我们的民众不再是被治理的对象，开始向“当家做主”转变！先生在《从民治到治民——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与变迁》这本书详细论证这一转变的过程。《从治民到民治》是我国第一部专门研究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专著。汪太贤先生在十几年来一直致力于清末地方自治思想的研究，是较早对此关注和有建树的学者之一。从先生早期关于清末地方自治的诸论文，到其写就专著《从治民到民治——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和变迁》，是先生逐渐重现那段历史、不断求索并洞见其中真知过程。期间先生查阅并整理了卷帙浩繁的史料，可谓呕心沥血。在书中，先生用“明”“暗”两条线索，给我们展示了地方自治思想在清末酝酿、形成以及演变为思潮图景，并从这一图景中发掘出地方自治思想或思潮的意旨或诉求的转变。

　　本文只是力图用一篇书评的形式，从几个维度，再现或是整理先生在书中关于清末地方自治的观点，以期让初识地方自治的读者对清末地方自治的状况及其实质有个直观的认识。先生在《引语》中写道：“也许，我们最高的敬意不是对它意义的挖掘，而是再现它所展示的那个时代国人最关注的问题和方式，以及最真实的心声或诉求，接着他们的思考再思考下去。”本文的作者，愿意接着先生的思考再思考下去！

　　一、汪太贤先生对清末地方自治问题的研究态度和方法

　　（一）采用历史的视角去研究问题

　　在书中，先生采用历史的视角“将地方自治达到高潮这幅图景放到地方自治思想的整个流程中去理解”的。

　　用历史的视角研究问题，是一种方法。在汪先生早年所著的《西方法治主义的源与流》一书中，他提到卡尔·波普尔的一段话：人们普遍相信，对待政治学真正科学的或哲学的态度，和对一般意义上的社会生活更深刻的理解，必须建立在对历史的沉思和阐释之上。尽管一般人认为生活环境、亲身经历和小坎小坷的重要性是理所当然的，但据说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却必须从一个更高层面上眺望这件事。对此，先生得到如下的启示：这句话至少给予“我们思考法治的一种维度，也就是说，对于中国法治的思考，我们既不能留在技术这一层次，也不能完全局限于现实社会这一视角，而是应当把它上升到一种政治哲学的高度，并把视野扩展到整个历史领域。”采用历史视角研究问题，也是《从民治到治民——清末地方自治思潮的萌生与变迁》这本书所秉持的态度和方法之一。

　　当然，用历史诠释的方法研究问题，是一种方法更是一种态度。徐复观先生曾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与态度问题》中明确指出，“决定如何处理材料的是方法；但决定运用方法的则是研究者的态度”，由此他认为“治学的态度比治学的方法更重要”。清末地方自治虽然最终被历史定位为一股思潮而未能真正实现，但这并不意味这它在清末昙花一下，他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有着发展、变化、消亡的过程。对其的研究，应该追根溯源。当下的学术气氛比较浮躁的，我们是不是应该静下心来转过身去往回看看历史，从历史中思考些什么。在书的序中汪太贤先生便言：“当法治国家或者宪法政治被确定为中国政制改革的目标的时候，过去中国人在公法领域内为之付出的心血，或者是经验，或者是教训，都是我们不能忽视的脚印，这些脚印本身就是我们的积累，它已经构成我们前行方向的起点。”对于这些“脚印”的关注便是先生对清末地方自治研究的态度。

　　在此，还要注意，用历史视角的方法研究问题的路径就是查阅和参考大量的历史史料。写就这本专著，先生查阅了大量相关的史料和著作。

　　（二）不仅要从“外患”的角度——“挑战—回应”的模式，更要从“内忧”的角度去解读清末地方自治的思想或思潮

　　马小泉教授也认为“我们不能认同某些西方学者用以描述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冲击—回应’的模式”。中国学者对中国现代性定性的研究，主要受两种方法论的影响：以美国费正清学派为代表的“挑战—回应”理论范式和“中国中心观”。但是，王人博教授认为，在“内忧”和“外患”的双重压力下，中国人既有应对，也有自己主动的思考和选择。无论是以“西方中心主义”的“挑战—回应”范式还是“中国中心观”都不是观察和分析中国问题的确当方法与路径。金耀基先生也认为“一百年来，在‘挑战—回应’的模式中，常常在盲目与错误中，迷失了方向，浪费了时间和精力。”本人十分赞同王人博和汪太贤教授的观点。因此，在分析地方自治缘起的时候，我们在分析西方软硬实力（坚船利炮和软文化、制度）入侵对中国造成影响的同时，也要主要到本土民众在应对变局时的“主体性”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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