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5）（10）和（11）可知，墨子的“仁”有三个含义：一是“爱”，即爱人爱己；二是“体爱”，即个体之爱或主体的爱；三是“兼爱”，即总体之爱或主体间的爱。有学者认为，墨子是提倡“兼爱”而否定“体爱”的。这种观点混淆了墨子的“仁”和儒家的“仁”，误把“体爱”之“仁”当做了“别爱”之“仁”。“仁”是孔子首先提出来的概念，墨子把“仁”作为“爱人”的一种向善人性的规定性，抛弃了“别爱”的儒家本义，赋予了“体爱”和“兼爱”的含义：“仁，体爱也”，“体，分于兼也”。“体爱”是主体之爱和个体的爱，它是“兼爱”的组成部分；“兼爱”是总体之爱和主体间的爱，是全部“体爱”的集合。“体爱”和“兼爱”都是墨子“仁”中的应有之义，否定了“体爱”，就等于否定了“兼爱”，否定了墨子的“仁”。

　　二、“兼相爱”原则：爱人的总体终极目标

　　在墨子的语境中，“兼相爱”（有时简称“兼爱”“兼”）有两种基本的含义：一是指人与人之间相亲相爱；二是指一切人爱一切人（除了“暴人”）。 所谓“兼相爱”原则，是指人与人之间要相亲相爱，一切人要爱一切人（除了“暴人”）。该原则对一切人的“爱人”道德提出了最高要求，具有至高的理想性和圆满的主体间性，是墨子“爱人”思想的终极总体目标。

　　墨子的“兼相爱”还具有明显的人性论特征。墨子说：“我以为人之于就兼相爱、交相利也，譬之犹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于天下。”（《兼爱下》）墨子把“兼相爱、交相利”看作人的一种向善本性，就如同“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一样，具有不可阻挡的必然性。墨子说：“君子莫若审兼而务行之，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兼爱下》）他把“兼”（兼相爱）作为“惠、忠、慈、孝、友、悌”等诸多善良人性的核心概念，认为“兼”（兼相爱）是人性向善的核心要素，这就把“兼”（兼相爱）抽象成了一个哲学本体论和人性论的概念。有的学者认为，墨子的理论中并没有人性论的思想，这是一种误解，主要原因在于，没有看到墨子实际上已经在哲学本体论和人性论的意义上使用了大量新的概念和词语，而这些新的概念和词语需要我们后人去发现、挖掘和整理，进而总结和概括出墨子的人性论思想，而不是奢求两千年前的墨子自己去说明和解释其人性论思想。

　　实际上，墨子的“兼”和“别”，就分别代表了人类的两种相反人性，就是向善人性与向恶人性。“兼”是“兼相爱”，“兼则善”（《兼爱中》）；“别”是“不相爱”（《兼爱上》），“交相恶”（《兼爱上》）。墨子主张“别非而兼是”（《兼爱下》），认为“兼”是对的、善的，而“别”是错的、恶的，“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兼爱上》），把人性的善恶与社会的治乱有机联系在一起，得出墨子的第二套人性公式：（1）“性善 = 兼（兼相爱）= 天下治”；（2）“性恶 = 别（交相恶）= 天下乱”。墨子主张通过改良人性，“兼以易别”（《兼爱下》），“禁恶而劝爱”（《兼爱上》），刈除人性的恶，涵养人性的善，达到兴利除害、去乱得治的社会目标。直面世间人性的善恶，改良人性，躬行“爱人”之大愿力，这是墨子“爱人者仁”思想的真谛。

　　墨子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积极涵养和扩充“爱人”的向善天性，努力做一个“仁者”，自觉地去“爱人”，把“爱人”的对象和范围扩大到一切人（除了“暴人”）。墨子毕生所求的就是，规劝每个人都去做一个“爱人者”，做一个真正的“仁者”，这也是墨子追求的最高道德目标和终极社会理想，他所构建的逻辑严密的“爱人”理论体系，是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面“大爱”旗帜。

　　概言之，墨子“爱人者仁”思想的含义，就是：爱人者是仁者，也只有爱人者才是仁者。

　　参考文献：

　　[1]孙诒让.墨子间诂[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吴毓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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