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责任: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的逻辑起点
在现代社会，慈善属于社会范畴，是不同于市场和政府的“第三域”，既不适合市场的利润逻辑，也不适合政府的公共服务逻辑，而是公民或慈善组织基于一定的价值判断而作出的公益行为。因此 ，公民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慈善的主体。公民行善不是简单出于做好人好事的动机，而是社会责任的承担；责任不是份外的德行，而是自我内化的社会义务，是现代公民在公共生活中人本思想的体现。
首先，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改变政府在慈善活动中的高调存在。在中国现行慈善体制中，慈善组织自上而下的发展，突出体现为官民不分，行政化控制的状态。登记注册难的“合法性瓶颈”；获取本土捐款难的“资源瓶颈”；以及某些地方政府直接操盘，大刮“慈善风暴”的行为，都导致了当今中国慈善生态的不乐观局面。
实质上，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必然要求公民成为慈善的真正主体。需要通过加强慈善立法，推动“官办”慈善组织去行政化；大力发展草根慈善组织；解除公民捐款限制；开放民间组织尤其是私募慈善基金会从事慈善的空间等一系列行为，来落实“公民”在慈善行为当中的“高调存在”。这，应被视为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乃至推动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发展的政治前提。
其次，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做到尊严慈善。现代慈善被定义为以慈善组织为中介而发生的对陌生的他者的伦理关怀，“平民”则是现代慈善活动的主体和基础力量。慈善就是今天有能力的人帮助明天可能有能力的人，从而使人人都成为爱心火炬的传递手。因此，慈善的空间应当是人与人的平等空间，捐赠者与受助者相分离的关系也应当有效地维护这种“平等”。这种平等不但是相对受助者而言的，同样也是相对捐赠者而言的。甚至慈善人的尊严原本就来自于对受助对象的尊重和平等对待。这种基于现代社会公民责任的“尊严慈善”应当被视为现代慈善的法则。
再次，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体现资本精神的“财富观”。资本精神是用于分析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成长精神思想基础的专门概念，特指资本形成、发展的各种行为动机及这些动机背后的道德精神。资本形成、发展的动机，具体化为资本形成、增长所必需的对于财富的渴望和对效率的追求、专注和持久的职业精神、理性与节俭的生活、诚实守信的道德原则、以及财富属于社会也应当用于社会的思想等等。是一套涵盖了现代财富创造全过程的观念集合。因而，这种建立在资本精神基础之上的财富观，必然要求全体民众尤其是企业家拥有创造财富的激情。借用一个广泛流传的清教徒的说法，就是“拼命地挣钱，拼命地省钱，拼命地为神圣的目的花钱”。这种精神表现为人和社会对增加财富、和为神圣目标使用财富的极其强烈的欲望和激情：一是激励人民以不懈的努力去创造个人财富和社会财富；二是所赚的钱主要不是为了自己享用，而是为了一个他所高度认可的神圣目的。^[3]这个神圣的目的就是慈善事业，三个“拼命”的财富观正是中国现代慈善文化的核心价值所在。
再其次，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正确看待“马太效应”的财富创造与分配原则。马太效应（Matthew Effect），是指好的愈好，坏的愈坏，多的愈多，少的愈少的一种现象。《新约·马太福音》中有个按才受托的比喻:国王交给三个仆人每人一锭银子，吩咐他们去做生意。结果，第一个仆人赚了10锭银子，国王奖励他10座城邑。第二个仆人赚了5锭，国王奖励他5座城邑。第三个仆人报告说：“主人，你给我的一锭银子，我一直包在手巾里存着，我怕丢失，一直没有拿出来。”于是,国王命令将第三个仆人的那锭银子赏给第一个仆人，并说：“凡是少的，就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凡是多的，还要给他，叫他多多益善。”^[4]《新约·马太福音》还有一则故事：一个青年财主对上帝说“上帝，我要跟你上天堂。”上帝说可以，你把你所有的钱拿出来给我，我分给需要的人。财主一想：这一二十年好不容易挣来的钱，就这样全部拿出来，舍不得，就不干了。所以，上帝说：“富人上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5]。
第一则寓言中，由于“马太效应”，贫富差距得以产生；第二个故事则说明财富意味着责任，巨大的财富意味着巨大的责任，慈善就是履行责任的方式。由于个人能力不同及对财富资源的配置方式不同，必然导致了公民个人财富占有多少的不同，而从财富意味着责任的观点出发，也有利于缓解当前社会的仇富心态。因此，正确看待“马太效应”的财富创造与分配原则，对于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意义。
最后，现代慈善作为公民责任要求以“平常心”看待公众尤其是富人的慈善行为。过去，国人常常将慈善行为，同个体的“德行”乃至功利本质的“功德”观念相联系。而现代慈善的根本归属——公共责任，则要求现代慈善必须完成从“个人美德”到“公民责任”的角色转变，基于此，慈善卸下了道德判断的束缚，转而成为了文明社会中“平常行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现代慈善观里，慈善是履行社会责任的方式，而财富是社会责任得以实现的物质保障。捐与不捐，捐多少，更多取决于个人对社会责任的认同度。所以，在文明程度更高的社会中才得以出现所谓“悄悄的慈善”，并成为了慈善行为的常态。这种将慈善，尤其是“富人”的慈善归位为公民自我认可的“常态化”的社会责任，应成为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的逻辑起点。
三、权利：培育中国现代慈善文化的不竭动力
在承认慈善是公民个人责任的同时，必然也要承认“行善”是公民个人行使合法权利的过程。慈善的“权利内涵”已经界定了这种行为不能被强迫。因为的权利行使本来就属于权利者的“主张”范围，“受强制的权利”是一个明显的词语矛盾，更是一个明显的逻辑悖论。值得研究的是，社会应当为慈善主体创造怎样的的条件，来促使其慈善主体按照社会的道德要求，来行使“慈善”的权利。
首先，现代慈善作为权利的理念，要求尊重慈善者的捐赠意愿。一切善都必须是自由的，是对最高道德指令的内在服从。捐赠之所以成为善，其根本原因在于这种行为是源自自由意志的主张。现代慈善文化不突出捐赠施舍的个人德行性质，却必须捍卫慈善作为德行所要求的自主和自由。基于包含舆论或政治在内的外在压力勉强而为之的捐赠，都不能促成具有生命力的善举。因为慈善行为就其根本性质而言，是财产所有者对已经获得的个人合法财产的自主安排，是其对个人社会责任的自我认可。
其次，现代慈善作为权利的行使，慈善者有权要求将捐赠真正用于慈善的场合。作为社会财富的“第三次分配”，捐献者有权要求慈善组织将善款善物用于其指定的慈善项目，即使捐赠者没有指定用途, 慈善组织也应当将其捐赠用于慈善目的。唯有如此，才不会违背捐赠者的本意和慈善事业的本源职责。
再次，现代慈善作为权利的行使，要求尊重和保证慈善者的知情权。现代慈善是一项系统工程。为最大化的提高效率，降低运作成本，慈善基金会和慈善组织创设了完整而合理的一套制度，现代慈善特有的社会分工由之形成：一部分人致力于创造财富，另一部分人致力于使用财富。后者拿出前者不具备的时间和精力，帮助前者在有意义的领域，将前者积累的社会财富回馈给社会。这样一来，捐赠者行使慈善权利，受托机构如基金会等，履行对捐赠者的义务慈善中介过程和中介组织要通过履行“说明义务”，来保障捐赠者的“知情权利”。
诚如某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卢德之博士所提出的慈善基金会运作应遵从“诚信原则，专业原则，规范原则，透明原则，高效原则” [6]建立一套科学的制度，保证善款善物用得有效果而且有效率，使用的过程和结果经得起审核与检验。唯其如此，慈善权利的行使才能得到充分保障，慈善者的意愿也才得到了完整实现，慈善行为也才获得了生命力，助推了“慈善制度”的形成。
最后，现代慈善作为权利的行使，还要求尊重慈善者采取自己所喜好的慈善模式去行善。进入21世纪，中国的慈善事业不断向深度和广度拓展，多种慈善模式推动更多民众、企业家将慈善作为一份终身事业发展。如陈光标式“开放型”慈善。他的高调慈善，虽然有些惹眼，但却更为透明和实惠，陈光标本人对这种高调模式的喜爱，媒体与公众当予以尊重。又如“华民”（华民慈善基金会）慈善模式，华民慈善基金会以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为己任，通过“大学生就业扶助项目”倡导“纯粹慈善，尊严慈善，幸福慈善”；提倡现代慈善应具有“纯粹性、法制性、组织性、基金性、民间性、志愿性”特点。^[7]这也是中国特色现代慈善事业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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