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储蓄合同的立法缺失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提高，任何人只要掌握储户的银行卡及其密码就可以不通过柜台直接在ATM机上取款，不法分子通过各种手段获取储户的密码和基本信息，利用"克隆卡"在异地冒领当事人的巨额存款，而此类案子除了极少数经公安机关侦破的外，绝大部分案件的客观事实难以查清，受害人往往由于难以找到盗窃分子，就往往以银行为被告要求其承担盗窃损失。一方面，法院及双方当事人主要凭已有的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有损法律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另一方面，我国对储蓄合同没有明确的规定，由此引发的责任认定问题具有争议性，储户和银行的平等民事主体间的法律制度问题处于缺失状态。

　　目前，各国对储蓄合同的实践性和要式性的界定尚无统一标准，类似案件各国各地区法院判决各异且难有说服力。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1993年发布的《关于执行储蓄管理条例的若干规定》第3条与第40条则规定，客户拥有其存款的所有权；另一方面，尽管《商业银行法》将个人储蓄存款的本金和利息列入其一般破产债权之前优先清偿（参见《商业银行法》第71条），但毕竟排除了存款人取回权的行使，实际上承认了存款人享有的是债权请求权而非物权请求权。由此可见，明确储蓄合同和存款性质、确立公民与银行平等关系的储蓄合同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

　　二、国际上储蓄合同的立法借鉴

　　大陆法系国家一般将储蓄合同作为消费寄托合同，即消费保管合同。笔者不赞同将储蓄合同归为保管合同之列。其一，保管人一方负有不得使用保管物的义务，而吸收存款是商业银行负债业务的最基本部分，约占总负债的70一80%，是其经营和获利的基本工具之一。其二，保管合同无论是有偿的还是无偿的，寄存人都负有支付保管费用的义务。而储蓄合同中存款人无需对存款支付保管费用，相反却享受要求银行支付利息的权利，这与保管合同的表现形式不相符。其三，保管合同要求保管人最终返还的是原物，而储蓄合同的标的物显然属于种类物，存款人存入的是存款的价值，而不是存款货币的本身，银行仅需将相同数量、相同种类的货币加利息还给存款人即可。

　　英美法系则普遍将储蓄合同作为消费借贷，即消费合同的一种。法律把银行与存款人的关系作为债权人与债务人的关系。银行是债务人，客户是债权人。从这点意义上说，银行卡资金被第三人盗取，银行即使需要承担责任，也是违反合同义务的违约行为，而非侵权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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