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形成神经症人格的因素

顾城具有神经症人格，那么，顾城是如何形成这一人格的呢？他生活中的那些因素对此产生了影响呢？对此，我们试着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解释。
(一) 畸形的童年记忆
霍妮从理论的高度对神经症人格的成因解释是，神经症是由不适当的人际关系造成的，其分析重点置于儿童和双亲的关系。她认为，儿童最基本的需要是获得安全感，而这种安全感恰是由父母提供的。若父母能予子女以真正的关心和爱抚，他们的安全需要得到满足，其身心便可得到正常的发展；相反，若父母不能提供甚至损害儿童的安全感，将会导致神经症的产生。在这方面，顾城可以说是霍妮理论的最佳案例。
顾城童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就去世了，他和父亲生活在一起，历经了文化大革命,少年时期就和父亲在贫困的“下放”生活中，贫寒、饥饿、无奈使早慧的他有着与同龄人更深的痛苦。这段记忆并没有随着时间消失，它对顾城影响很深，他童年的生活里没有小伙伴的陪伴，时代和环境的影响使顾城早熟，使他养成了内向的性格，痛苦的记忆对他正常的心理发展有了一定的障碍。“文革”中人与人的冷漠和戒备,不公正的待遇，使得他缺少与别人交流,他一直都很孤独。顾城的父亲曾提到:“顾城害怕楼下的世界,害怕看人与人之间的争吵、厮打,他越来越想躲开纷争、躲开喧嚣激越的声音,把自己埋在一个角落,只去想那只有天籁的世界。” [4]十年动乱让敏感的他对现实世界充满了戒备和敌意,在名作《远和近》这首诗中作者的内心已经表露出来了， “你∕一会儿看我∕一会儿看云∕我觉得你看云时很近∕看我时很远”诗人设定了“你、我、云”几个简单的物象，它们之间的关系捉摸不定，但是作品中仅仅用一个“看”字，便概括了“你”和“我”之间的戒备、冷漠，“你”和“云”之间的纯真和自然。诗人表达了世俗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已成为习惯的隔膜，这种隔膜让诗人习惯于亲近自然，而远离自己的同类。后来他随父亲下放养猪，仍然没有摆脱这种困境，他在苦闷封闭的孤独中经常与万物对话,在大自然纯美干净的环境下得到心灵的释放。这些经历使顾城逐渐形成了自闭心理。他怀疑人与人之间沟通的必要和可能,怀疑语言的可靠性和真实性,甚至拒绝这个他无奈生存其间的世俗社会承担的一切义务和责任。这样一种自闭性格的形成导致顾城拒绝对外界的接触，丧失了社会人格，从而把握不了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在无力的现实面前顾城只好营造了一个与世无争、与自然为伴、绚丽多彩的童年世界。
(二) 情感的极端渴求
这样的童年世界固然让顾城紧张的心灵得以缓解，但也使顾城在长大后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因为他一方面要承担起一个成年人应有的责任，用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去处理各种事情，同时又要尽力的保持童真，活在自己的世界。这让他在现实与梦想中达不到和谐统一，精神的自我压力和外界的世俗压力迫使顾城去寻找新的精神解压方式，这就是他在激流岛上建造的“女儿国”，他不仅从心理上封闭了自己，还要在生活方式上达到完满、自足，在一种与世隔绝的境界中打造自己的理想王国，于是，便有了激流岛上在八十年代看来很荒诞的“一夫二妻”的奇特组合。顾城理想王国之梦的核心是建立一个“女儿国”,这源于他对女性的天然崇拜心理。用他自己的话说:“永恒的女性的光辉使我的生活有了意义,有了生命,就像春天使万物有了生机一样。” [5] 但他的女性观又是复杂的。在《浮士德 •红楼梦• 女儿性》这篇文章中，顾城细致地将女性分为“‘女人性’、‘女孩性’、‘女儿性’”。“女人性”以妻子谢烨为代表，“女孩性”以情人李英为代表， “女儿性”则以一个与顾城只有一面之交的华裔女子李素华为代表。在顾城童年经验中，母亲是一个缺席的角色，所以这三种女性都散发着母爱的光环。这就使顾城的心理对女性的探究增添了一种好奇的神秘感，一种强烈的依恋。所以他渴望温情，渴望有女性在场的健全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他可以得到母爱般的保护力量。他的这种心态已经导致他在感情中显示出更多的需要。当他后来得到一位这样的妻子时，那种依赖和害怕失去的心理是很容易理解的。同时这种对情感强烈渴求的心理也暗含着一种对女性的专横的占有欲望，崇拜与占有是顾城对女性的基本态度，就是这种态度使他对女性的要求极高，善良、温顺、美丽。这种心态典型地体现在《小春天的谣曲》中:“我是一个王子／心是我的王国……我要对小女巫说／你走不出这片国土”。进了顾城的城堡的女性,的确很难走出他的国土。以他和妻子谢烨的关系而言,顾城对妻子谢烨有一种复杂的感情，一种依恋，又带有强烈的占有欲。谢烨自己也承认，她对于顾城来说，是母亲而非妻子。是她安排李英出国，和顾城共处一室。作为一个女性，如果不是以母亲的心态处理这些事情，很难想象它会在现实生活中发生。但谢烨毕竟是一个现代女性，有着自我的独立人格。可惜，当她试图摆脱这种难堪的状况时，竟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在他的理想王国中，顾城表现得更像一个暴虐的君主，而谢烨就成了他死亡的殉葬品。
再以和李英的关系而言，顾城也不是将其看作一个独立的主体，以平等的姿态去对待。与其说李英是他的情人，不如说是他的玩物，是他的附属品，是他满足想象的客体。如果他真是爱着李英，就不会在《英儿》中津津乐道写着二人的性爱场面。《英儿》固然是文学作品，但更是二人交往过程的实录。如此赤裸裸的描写，使得李英的形象禁锢在顾城的文字中。十多年过去了，尽管李英已改名换姓，但她还是摆脱不了《英儿》的阴影。他幻想的以他为中心的“女儿国”中，是不许有其他男人存在的，甚至连儿子小木儿也不例外。“儿子出世后，一度我们夫妻关系很紧张，最可笑的是顾城也像个孩子需要人照顾，他认为儿子抢走了我对他的爱。我们之间为这个孩子产生了不少摩擦。后来他企图自绝。在他和孩子之间，我必须做出选择，只好把孩子寄养在别人家，他心情慢慢好转”。[6]从谢烨的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顾城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已到了一种不可救药的地步。顾城的这种生活方式已经远离了浪漫，远离了幸福，远离了诗人追求的理想王国。一旦这种封闭和自足的状态被打破，幻想破灭，猝然面对现实，顾城的软弱和无力成了他调整心态的最大障碍。按照霍妮的说法，神经症型人格所追求的是完美。可当不完美的结果出现时，结束生命也许是最好的结果。如果是结束自我的生命，无可厚非。在生命与美之间，诗人是宁愿舍弃前者而维护后者的神圣与尊严的。但谢烨何罪？见过其人的都认为，谢烨善良、端庄、大方。顾城杀谢烨，也许是神经症型人格中自私的表现吧。但这样一来，诗人之死就超出了文化范畴，进入到道德领域。无论有人对顾城之死是如何的惋惜与同情，但如果他们不能洗脱顾城杀妻的罪名的话，那么，顾城之死就不能上升到文化哲学的层次加以讨论。毕竟，在世俗的眼光中，生命价值是大于诗性价值的！


结尾
与顾城有着相似生活、情感遭遇的还有一位诗人，那就是美国自白派代表诗人之一西尔维亚·普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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