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藏卫滇越之间。近人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天问》谓："黑水、玄趾、三危皆西南地名……此之地皆在藏卫滇越之间。"〔32〕姜亮夫解楚辞，多以庄蹻入滇为说，但姜氏不顾《山海经》、《淮南子》等典籍的记载，让读者觉得"三危"等诸地名皆为楚人独创，这似乎带有偏见。但是，如果这样来理解姜亮夫的解说，或可自圆其说：《山海经》等典籍为楚人作品，楚人站在自己的立场来记三危，说三危在西北方向，楚的西北方向正是现在四川、云南一带，也即是现今中国的西南，故定三危在中国西南，似乎也有些道理。不但如此，《尚书》也说导黑水入三危，注南海，注入南海的河流在中国西南方向是很多的，而注入南海的河流在西北方向似乎很难找到。看来，姜亮夫说三危在西南也并非空穴来风。

　　（十）南海附近。近人林庚《天问论笺》谓："黑水、玄趾、三危均近南海。"〔33〕林庚此说可能源于姜亮夫，将三危从西南藏卫滇越间再南移至南海附近。问题是，这个南海为何，如果是现今南中国海附近的一个什么山，既不在中原的西方，也不在楚国的西方，那么，林庚的结论还不如姜亮夫有理。

　　（十一）黑水下游。今人程嘉哲《天问新注》曰："三危，地名。古三危也是一个无从考实的地方……它位于黑水下游，也坐落在西方或西北方。"〔34〕如同黑水，三危杳不可求，倒是直截了当。既然无从考实，程氏又说三危在黑水下游，为什么非要是黑水的下游，而不是上游或中游，程氏所据何典，我们不得而知。程嘉哲无从考实之说正可作为这个问题的结语，三危到底在哪个方向？又是哪一座山？这个问题，历来楚辞注家似未能言说出究竟。笔者罗列诸多异说，旨在表明三危是怎样的恍惚迷离。

　　三、"三危"在阐释中的讹变历程

　　由此可知，"三危"一语，先秦乃至汉初本为模糊语义之大地极西之山，后世不断演化为"有三个山峰之山"。三危承载着自身语义的流变乃至讹变，对三危释义的具体讹变历程，我们可从历史的进程中再进一步展开考索。

　　《尚书·禹贡》"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唐孔颖达正义引汉人郑玄语曰："《地记书》云：'三危之山，在鸟鼠之西，南当岷山，则在积石之西南。'"〔35〕《史记·夏本纪》"三危既度，三苗大序"〔36〕，唐司马贞索隐引郑玄语曰："《河图》及《地说》云：'三危山在鸟鼠西南，与岐山相连。'"〔37〕唐人孔颖达和司马贞所引汉人郑玄关于"三危"的解释大体无异，此似为将"三危"具体化为中国政治版图境内实际地理称谓的第一案例。从郑玄经学化的注解中，"三危"已然具备大致地理方位。如果认定鸟鼠山在甘肃渭源县境，那么，《地记书》所言"三危"即当在此附近，这是汉人的观点，由此可知，汉代经学家正是依照汉代政治版图来索求"三危"的。

　　《汉书·司马相如传》载司马相如《大人赋》有"直径驰乎三危"句，唐颜师古注引张揖语曰："三危山在鸟鼠山之西，与岷山相近，黑水出其南陂，《书》曰：'导黑水至于三危也。'"〔38〕三国时人张揖对"三危"的注解与东汉郑玄相差无几，同引《尚书》来证明三危，其与郑玄的偏误同出一辙，《尚书》借用了一个域外地名来记录一段治水传说，两人皆将此域外地名经学化、历史化、本土化，误解由此而生。

　　《左传·昭公九年》"故允姓之奸，居于瓜州"〔39〕，西晋杜预注曰："允姓阴戎之祖，与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今敦煌。"〔40〕在杜预看来，三苗与允姓都被流放于三危，允姓流放后居于瓜州，瓜州又为敦煌，故三危即位处敦煌。这似为三危从鸟鼠西移至敦煌的第一案例。

　　托名桑钦所著之《水经》比附更为具体。《水经·禹贡山水泽地所在》"三危山在燉煌县南"〔41〕，此时，"三危"已从甘肃渭源县境之鸟鼠山之西推演到了敦煌县南境，与今日我们所认识的"三危"地望已经相差无几。

　　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人们，往往有着相似的认识，《水经》作者与杜预对三危即有着相同看法。虽然《水经》作者与杜预生活时代孰先孰后尚难判定，但至少可以推测他们所在时代应相去不远，杜预大致生活于3世纪中叶，这为我们探索《水经》成书年代提供了意外的旁证。

　　承续杜预和《水经》之说的，尚有郭璞。《山海经·西山经》"又西二百二十里，曰三危之山"，东晋郭璞注三危谓："今在敦煌郡，《尚书》云：'窜三苗于三危是也。'"〔42〕顺带提及，郭璞这段重要的注解在袁珂《山海经校注》中漏录。郭璞将"三危"划定在敦煌，并同张揖一样，引《尚书》为证。郭璞有两个明显失误：一为把本指极西之山的"三危"本土化，以注者当时所在的中国版图范围来诠解先秦意义上的三危概念；一为误解《尚书》，把《尚书》所言"三危"固定化为中土西境之敦煌。笔者认为，《尚书》此条记载，或有两种可能，要么真是将三苗流放到了极西之"三危"，要么就是《尚书》作者借用大家熟知的极西之地的"三危"来作夸张表达，意为将三苗流放到很远很远的西方去了。

　　至迟到唐代，"三危"所指即已定型。《史记·五帝本纪》"迁三苗于三危"，唐人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三危山有三峰，故曰三危，俗亦名卑羽山，在沙州敦煌县东南三十里。"〔43〕《括地志》为唐初李泰所编，《括地志》这条材料在"三危"的讹变进程中与郑玄所引《地记书》同为转捩点，《括地志》在《地记书》的基础上，不但对"三危"词义作了解释，而且还将"三危"具体地望指定在敦煌东南三十里。李泰的这一比附遂成后世公论，这也即是后世一般地理志书及辞书所给出的三危确解。但是，李泰注解本身就疑问重重。位于敦煌东南三十里的所谓"三危"山，在唐朝当地人口中尚称"卑羽山"，"卑羽"应为音译，有的史书如《太平御览》也称"升雨山"〔44〕，"卑"与"升"之繁体"昇"形近而误。我们似可如此推测，当地人不只在唐代，甚至在远于唐代的更遥远年代，他们皆以"卑羽"名此山，而不是以"三危"名之。问题似已然明晰，李泰在《尚书》及前代注家们所划定的地理范围内，作了进一步探寻，终在敦煌东南三十里找寻到一个当地人称为"卑羽山"的山峰，又因此山恰好有三峰突兀之势，遂望文生义解"三危"为三座耸峙之山峰。乍一看，此解似天衣无缝，完备无缺，但经过笔者前面的考索，最终发现这一注解历程充满着极大的讹误与附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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